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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東正教的人論

 

    我們主要以當代著名東正教神學家 Michael Pomazansky的觀點來說明東正教的人論。他們認為人是上帝最高的創造,是受造之物的桂冠,而上帝造人的動機是要人有分於上帝的生命,使人與上帝聯結為一。

 

    創一26說到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樣式,說明人有比萬物更高的目的,甚至人的身體與萬物都有不同,因為人的身體是上帝親手造的,不像其他萬物一樣僅憑上帝說話而成,所以盡管人的身體是屬物質的,但比其他受造之物更高。

 

    東正教不強調靈與魂的區別,有時認為靈是魂的一部分,但東正教強調無論是靈還是魂,都是人身上一個與體獨立的結構。魂不是體活動的結果,也不是肢體間的協調劑,魂在本質上是與體完全不同的獨立構成,魂是屬天的,體是屬地的,魂高於體並支配體,魂好比一個藝術家,而體是藝術家手中的筆或刀。當然體的情形也影響到魂的功能,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完全破壞了魂的功能,然而這並非說明體能支配魂,這不過是說體沒能把魂表達出來,就像一把沒有校音的琴無法展現藝術家的技巧一樣。東正教認為魂是不朽的,盡管其不朽性完全是基於上帝的恩典。魂的不朽性在東正教的教導和生活中居中心地位,他們認為在上帝裡越有信心的人,越明白並經歷魂的不朽性。

 

    關於魂的來源,東正教認為這是一個藏在上帝裡的奧秘,除了普遍拒絕的先存論之外,東正教神學家對魂的來源並沒有一致的看法(俄利根Origen的論點主要源於柏拉圖,認為魂是從上面而來,早已存在於上面。對魂之來源的三種常見觀點。)例如,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和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等的觀點與天主教的類似,屬魂創造論,認為每個人的魂都是上帝直接創造的。而另外一些教父,如特土良、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the Nazianzus)和女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等持父母遺傳論,認為魂就像體一樣來自父母。

 

   東正教認為上帝的形像主要在於人的魂。盡管體也是特別的,卻只有魂是不朽的,只有魂有自由意志、理性和純潔的愛。絕大多數教父區分形像與樣式的不同,認為形像是人人生來俱有的本性,也不因罪而失去,而樣式是在道德層面,人人都有潛力成為上帝的樣式,但這需要藉著後天的成全方得完全,而這成全在於聖靈的恩賜和個人意志的順從。生命樹和善惡知識樹都被擺在人的面前,就是為了成全人,使人藉著自由選擇,最終自願順從上帝的旨意。

 

    人有上帝的形像,但人又墮落到罪與死中。東正教認為罪不是素質上獨立的東西,罪乃是指偏離了上帝既定目標,或者說是走了相反的方向。罪是由墮落天使的驕傲引起的,人因受天使墮落的影響,濫用自由意志,自恃有理性而驕傲,並把純潔的愛變為自私的愛,並最終帶進物質身體的死亡。

 

    東正教認為上帝的形像是人的本質,沒有被罪破壞,但上帝的樣式則因罪而失去。東正教的中心不是談論罪,而是尋求人如何有分於上帝而成為上帝,“成上帝”是人的最終目標。

二十世紀的人論

 

    啟蒙時代以來的神學,多以人為中心,反應出人類對自己的樂觀思想,然而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樂觀神學畫下句號,這個世界需要再度聆聽從上面傳來的話語。

 

    以瑞士神學家Karl Barth為代表的新正統主義者,重新發掘古老基督教正統教義中,對現代世界極其重要卻又丟棄了的項目,如上帝的超越、人的罪、上帝的恩典、個人的抉擇等,重新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

 

    當代著名神學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也避免以人為中心建立神學,但是他採用的方法與傳統的方法不同。傳統方法是從空間的角度來界定上帝的超越,上帝的超越在於上帝在諸天之上,而人在地上。潘能伯格等則認為上帝之於人的超越,乃在於時間上,上帝住在絕對的未來,祂從那即將彰顯的國度裡,施行對人類的影響。

 

    潘能伯格認為人類與生俱來就有宗教感,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團體的人類,其骨子裡都充滿了宗教成分。人類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尋求與上帝的交通,是人類的定命。這種對上帝的尋求,如果是外在的,或是等到基督回來時才發生的,我們今天的生活就失去了與上帝交通的目標。所以,人類尋求與上帝的交通,必是人類生來就有的內在成分。

 

    潘能伯格進一步解釋,人的宗教感來自“我”與“世界”有別的自覺,當人經歷到每天生活的有限與短暫時,就產生了對無限的直覺,因而就“向世界敞開”以尋求更新的經歷,也就是說,人一面是有限的,但另一面又是生來就“自我超越”的,以此漸進並最終完成人類的定命——與上帝完全的交通。

 

    拉納(Karl Rahner)是二十世紀羅馬天主教中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被公認為第二屆梵蒂岡會議(1962~1965)中最具影響力的人,以致似乎是“現代羅馬天主教神學的普世教父”。他認為人類一面是受造、有限的,是自然界的產物,但另一面人也是超越的。人的本性是“靈”,從本質上有尋求上帝並聽上帝的話的能力。上帝之所以將人創造成向祂敞開,就是要人有表達上帝的潛力。上帝是人的奧秘,而人是上帝的暗號,人類是問題,上帝就是答案。問題與答案彼此相關,答案又超越問題。這是上帝命定的,上帝與人彼此相屬。

 

    用拉納的話就是:“當上帝想要成為非上帝時,人就出現了。”人藉此過程不斷被上帝提升,也就是上帝進到人性中,成為人性成分的一部分,最終達到人類超越的境界,就是與那滿了恩典、親切、慈愛的上帝完全同在。

 

    上帝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也興起一些本土神學家和傳道人,如賈玉銘、王明道、倪柝聲、李常受等,他們不僅把聖經、真理介紹給中國人,也在許多方面有往前的發展,尤其是倪柝聲和其同工李常受,興起所謂的主恢復的職事,影響遍及全球五大洲。

 

    賈玉銘可謂是中國最早的系統神學家,他的代表作《神道學》中有一半的篇幅與人論有關,包括人的墮落罪惡,基督的救恩、人的悔改、重生、稱義、成聖、得勝,以及靈命生活等等。賈認為人由體、魂、靈三部分構成,基督徒悔改重生後的生命和生活可分屬體、屬魂和屬靈三個層次——屬體的人生是物質的人生,屬魂的人生是理智道德的人生,而屬靈的人生是榮耀得勝的人生。賈強調基督徒靈命的長進是有確定目標的,也就是要成為“基督人”,不僅經歷主在我裡面作生命,也不僅經歷我在主裡面過生活,更是與主同化:“此與主同化的我,非我的自我、舊我,老我;乃是生活在我裡面的真我。此與主同化之我,即化為基督人,即活著是基督的我,亦即靈化之我,道化之我。”可見賈玉銘的人論,強調的不僅是人需要重生得救,更是需要靈命的長進以達到最高點,也就是神人合一的“基督人”。

 

    王明道的人論觀點,不像賈玉銘的那樣系統,但有兩點是他清楚強調的

 

    第一,人性墮落敗壞,無法改良、無法自救,唯靠基督的救贖,方能得蒙重生成為新造。

 

    第二,得救之後需要照著神公義、聖潔的標準過信行合一的生活。

 

    他說:“上帝怎樣恨惡罪惡,我們也當怎樣恨惡罪惡。上帝是怎樣聖潔,我們也當追求怎樣聖潔。無論在大事或小事上,都不要以世界的人和世界的事為我們的標准;我們唯一的標準就是上帝的旨意”。

 

    倪柝聲著述極其豐富,目前水流職事站出版的《倪柝聲文集》就有三輯共六十二冊,其影響不僅在中國基督徒中間,更是達到全地,倪柝聲被譽為是“第一位對西方基督教產生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

 

    倪柝聲神學的中心點是上帝的計劃(後來倪的同工李常受繼續發展並稱其為上帝的經綸),也就是上帝按著祂的喜悅,在已過的永遠裡,在祂自己裡面預先定下的,要使基督作這計劃的中心與普及,在一切事上居首位;上帝創造人作盛裝上帝、彰顯上帝的器皿,使人藉著基督的救贖得重生,成為上帝的眾子,基督身體的肢體,作祂團體的彰顯,使三一上帝在這彰顯裡得著終極豐滿的彰顯,直到永永遠遠。

 

    倪柝聲的人論,乃是納在上帝永遠計劃的框架之下。他指出在基督裡的信徒,原是三一上帝照著祂的形像所創造,有靈、魂、體三部分的人,為要人作祂的器皿,盛裝祂,彰顯祂,並代表祂,為祂掌權,管治祂所創造的萬有。在創造時,上帝並沒有將祂的生命和性情造在人裡面,僅為人造靈,要人用他的靈接受祂這是靈的上帝為生命。但人中了撒但的試誘,未從上帝命令,而受到撒但的敗壞,有了撒但的惡性,而構成罪人。於是上帝就親自來成為人,穿上墮落之人的肉身,稱為耶穌基督,在祂的肉身裡,為罪人受死贖罪,並將罪人的自己和撒但、世界,以及舊造一並結束。死後,祂全人從死復活,在復活中化身為賜生命的靈,而進入相信接受祂的罪人裡面,與他們聯結,使他們得著重生,成為上帝的兒女,作祂的肢體,與祂聯結,構成祂生機的身體,就是召會,作祂的豐滿,而成為祂團體的彰顯。

 

    這些信入耶穌基督的罪人,就成了基督的信徒,就是基督的從者,屬於基督的人。他們原是上帝的舊造,藉著信入基督得著重生,而成為上帝的新造,有上帝的生命和性情,憑著上帝的生命和上帝的靈,生活行動,並為上帝活著並工作,在靈裡同被建造,成為上帝的召會,就是上帝的家和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豐滿,等候基督再來,將他們提接、變化,使他們進入祂的榮耀,與祂永遠同在。

 

    他們中間在蒙恩得救後,肯憑著基督得勝的生命,並祂在聖靈裡復活的大能,過得勝的生活,作祂完成上帝計劃的工作,在祂再來前先得成熟的人,要得著祂的賞賜,進入千年國度與祂同王,管治世界。他們中間那些沒有這樣先得成熟的人,要在千年國度時,受祂的管教,以致成熟,好在千年國度後,新天新地時和那些先得成熟的信徒,同作構成新耶路撒冷的成分,有分於新耶路撒冷中上帝的救恩終極的福分和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十九世紀的人論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中,論証純粹的理性,也就是以感覺為基礎的知識層面是有限的,因為科學的經驗和知識是有限的,人類靠此只能認識到所能經驗到的事物現象,無法認識到那超越人認知經驗的事物本身。事物的現象和本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後者是信仰範疇,如上帝、靈魂的不朽以及人類自由等,都屬後者。因此他認為“必須否定知識,才能為信仰留下空間”。但是如何經歷信仰範疇?

 

    康德認為是藉著人的道德經驗,而非理性思辯。他認為人人都面臨著一種道德制約,必須行所當行的事,否則就有后後果。這種人類普遍經驗到的道德制約,乃是普遍存在的人類道德本質,聖經啟示的本質乃是道德這個層面:上帝是道德的立法者,上帝的旨意乃是人類終極的目標,基督是一個道德上全然討上帝喜悅的榜樣;人盡管有罪,但人也是自由的,人的道德義務是在自由這根基上,所以人絕對有可能勝過罪;人不是因著上帝的恩典而站立,而是按道德行事以得恩典

 

    十九世紀另一位大思想家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經歷超越的信仰範疇,主要靠著人的神覺(God-consciousness)。這種神覺(德文是Gefuhl)並非指知覺,而是在知覺之前的一種深刻感受或覺醒;它也是在思索之先,比明確的思想更深刻。士來馬赫認為神覺是人類經驗中普遍存在的聯結於上帝、依賴於上帝的一種宗教情感,是人生來就有的自覺和敬虔。耶穌與所有的人一樣,不過祂從起初就有對上帝強大又絕對的知覺,這種知覺是上帝在祂裡面運行的結果;基督的救贖就是把這種對上帝的知覺傳遞、複製給他人。

 

    因此,在十九世紀,無論是康德還是士來馬赫,在努力避免啟蒙時期對人類理性的過度高舉的同時,又過度高舉了人的其他方面,例如,康德高舉道德,士來馬赫高舉神覺,分別把道德和神覺提高到信仰的高度,甚至視其為信仰的根基,都沒有走出啟蒙時期以來的以人為中心的思想。

 

    在歐洲哲學發展的同時,敬虔主義也在繼續發展。早期內裡生命派對人的觀點,帶有寂靜主義(Quietism)拒絕理性的傾向,後經由勞威廉(William Law1686~1761)等的著作,使對人在信仰經驗上內裡各部分的認識,如人的構成和各部分在敬拜接觸上帝上的功用等,都有所改進和發展。這影響了衛斯理約翰、英國普利茅斯的弟兄們(Plymouth Brethren),以及後來著名的內裡生命派人物,如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1828~1917)、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1861~1927)、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1885~1967)等人物的人觀。

 

    這些人物在人的構成上大多持三分觀——靈、魂、體,且在三分觀之架構下,對人從有罪、墮落的光景起,追求成聖的靈命路程,以達到上帝完滿的形像,有仔細的描述,可視為近代自早期教會以來三分人觀的復興。

 

 

十七至十八世紀敬虔主義的人論

 

    面對著啟蒙運動與理性主義的挑戰,以及改革運動後官方教會(更正教會及羅馬教會)的形式主義和僵化,教會中興起不少呼籲和抗議,努力尋求一條出路以恢復實際的經驗信仰、個人生命的更新轉變、成聖,以及對福音的傳揚等,其結果是在十七世紀產生了一個屬靈運動——敬虔主義,統稱作奧秘派(Mysticism)或內裡生命派。

 

    這些內裡生命派人物,有法國天主教的蓋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1648~1717)、芬乃倫(Francois Fenelon, 1651~1715)和勞倫斯(Brother Lawrence1614~1691)也有德國路德宗敬虔運動的奠基者施本爾(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藉著施本爾和他的跟從者富朗開(August Hermann Franke1663~1727),路德宗的敬虔運動影響傳到了原為路德會、後來成立往海外傳福音的摩利維亞差傳會(Moravian Missionaries)的新生鐸夫(Nicolaus Ludwig Zinzendorf1700~1760)。新生鐸夫及他那裡的摩爾維亞弟兄們(Moravian Brethren)的信仰經驗,包括對信徒個人救恩如悔改、重生的經驗、靈命成長的追求和傳揚福音的熱忱,均深深影響了英國的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1703~1791),促使了後來十八世紀英國的循道運動,及同期北美的大覺醒運動。

 

    簡言之,內裡生命派的興起,是對當時代之高舉理性的理性主義與僵化形式的教條主義的反應。他們強調人回到內裡,經驗救恩的喜樂、與上帝的交通、靈命長大和成聖的工夫,以恢復信仰的活潑經驗。他們相信人的內裡,除了有理性以理解抽象事物的能力以外,人裡面還有接觸上帝,以理解屬靈事物的器官或感覺(God-consciousnes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為著活出原初上帝造人命定人的敬虔、彰顯上帝的生活。

啟蒙時期(十七至十八世紀)人論

 

    十七到十八世紀在西方文明史上是爆炸性年代,一般通稱為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大致從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著作開始,一直到康德(Immanuel Kant)在1791年發表《純粹理性之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書為結束。這個時期人類對自己的認識,產生了有史以來最根本的變化。總結葛倫斯(Stanley Grenz)和奧爾森(Roger Olson)的研究,至少有下列幾方面的變化:

 

    首先,人類的地位被高舉,歷史舞台的中心不再是上帝,舞台的中心成為人。在此之前,無論中古時期還是改教時期,人類只有放在上帝的歷史行動中考慮才有價值,但這在啟蒙時期正好相反,上帝的重要性由祂在人類歷史中的價值來決定。

 

    第二,人的理性被尊崇,甚至成為真理的最終裁決者。一直以來,上帝的啟示是真理的最終裁決,人類理性的地位,最高不過是用來理解上帝所啟示出來的真理。中世紀安瑟倫所說的“信仰尋求理解”,也是在相信的前提下,尋求對信仰的理解。但這在啟蒙時期正好反過來,成為必須先求理解,才能相信。

 

    第三,人類的道德能力被高估。啟蒙時期極為重視的是道德,而不是教義,人們認為理智足以發現、遵行刻在每個人心裡的自然道德律。

 

    第四,然而,人盡管好像被提高了,其實也被貶低了。啟蒙時期的世界,不再是一個人類享有特殊地位的地方。新科學將宇宙刻畫成一個巨大的機器,人類不過是其中一個小零件。人從上帝創造的中心地位上掉下來,失去了高於一切受造之物的地位。

 

    這些變化是哲學思想革命和新科學革命的產物。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建立起一套以“質疑”為原則的理性推理,漸漸取代了神聖的啟示,強調理性思考的聲音,遠遠勝過聽從來自上面的聲音。

 

    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科學發現——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撼動了中古時代以來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觀,使人們對人類終極目標的追求,轉為對眼前可描述、可計量之具體事物的關注,甚至認為隻有可計量之物才是真實的。

 

    因此,在失去終極目標又棄絕神聖啟示的啟蒙時代,人類的理性被高舉到巔峰,認為人的理性能夠甚至已經發現了運行在一切事物背後的絕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