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教神學的奠基人

 

　　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和馬丁路德均是宗教改革的主將。倘若說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始創者，則加爾文便是更正教神學的奠基人。

　　對馬丁路德來說，宗教改革乃是基於一樁偶發的事件，為回應大公教會某個錯謬的行為而逐漸牽引發展，最後他才曉得原來要對付的不是某個個別的教義，而是整個大公教會。

      路德並非一開始即反對教皇制度或大公教會，卻是一步一步的被迫走上與整個宗教建制相決制的不歸路。因此，他沒有預先搭建一套周密的宗教改革 的神學，訂定一個整全的改革方略，然後按部就班地付諸實踐；卻是因應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不斷調整自己的想法，不斷擴大與傳統對抗的幅度，甚至可以說他每 個行動均是回應性和事件性的。

      路德的神學思想如同其行動一樣，也是片斷性和回應性的，針對著當時大公教會的某些錯誤觀點而提出答辯，故在許多地方，必須連同當時大公教會的教導起參看，方能明白個中的所以然。無疑，路德有不少上佳的神學洞見，但卻缺乏一套完整的神學思想系統，為更正教神學奠基。同是宗教改革家，比路德年輕二十六歲的加爾文所走的路則迥然不同。他在年輕時便認同宗教改革的基本主張，過去亦未受經院神學的薰陶（甚至未曾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跟大公教會的神學傳統淵源不深，不會如路德般有太多感情或習慣上的糾纏（路德起初連告解禮也不願放棄），為傳統的存廢延輟問題而斤斤計較。

      另方面，他又是一個思想清晰、受法律學嚴格訓練的學者，故可以通盤地思考建立一套理路周密、首尾通貫的更正教神學。除了1539年為公開反駁沙杜裏多樞機主教 （Cardinal Sadoleto）而寫的《答沙杜裏多書》（ Reply to Sadoleto）外，加爾文沒有跟大公教會的神學家作過甚麼直接論辯，卻是自成體系從事神學建構，故他的神學思想遠較路德清晰和有系統。

      加爾文神學雖容 易惹人反感，卻不會教人產生誤解。加爾文的神學思想為更正教賦予獨特的身分性格。要是沒有他在神學思想上的貢獻，宗教改革也許只停留在一連串個別的歷史事件的地步，而不能發展成一個活潑而有生命的信仰傳統，將不同地方偶發的行動貫串起來。特別是在十七世紀，面對著天主教強烈的攻擊，只有加爾文主義能旗幟鮮明地高舉更正教的神學立場，確定其獨特的信仰身分。

      無疑更正教存在著路德宗、聖公宗、重洗派等不同傳統；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神學傳統就其系統性和全面性而言，可以與加爾文的改革宗傳統相比擬。這也解釋了為何改革宗傳統傳播的幅員最遼闊，影響也最廣大。

公理會

   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m)之介紹  ,

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m)之介紹

 

      第一個傳播公理派思想的人是布饒恩（Robert  Browne，1550 - 1633AD）。1581年，當英國伊莉沙白在位時，他為了教會行政制度的問題而脫離英國教會，稱為Seperationist。在諾域治（Norwich）組織了一個公理派教會。因這缘故，他曾坐監。釋放後流放荷蘭的密得爾堡（Midd1eburg）。

      公理派主義強調每個教會獨立聯於主，自行選擇牧師、教師、長老和執事。教會間沒有從屬，但卻有弟兄相愛和互相幫助。在需要時，各教會可以派代表開會。會議的決定，也是各教會各自決定是否採納。教義及崇拜方面，他們屬于加爾文派。

       1587年，倫敦一位律師名叫巴饒（Henry  Barrow，1550 - 1593）和一位名叫革林武得(John Greenwood) 的牧師，也因舉行獨立聚會而遭監禁。在獄中，他們寫了幾篇關乎公理派原則的文章。這些文章攻擊安立甘派和清教徒派。後來被偷運到荷蘭出版，結果公理派思想得以廣傳，並且吸引了一位名叫強生（Francis  Johnson）的清教徒牧師加入。在1592年，公理派教會在倫敦成立時，強生被選為該教會牧師，而革林武得擔任教師。

      第二年春天，巴饒和革林武得不肯承認女王伊莉沙白是教會的元首，因而上了斷頭台。後來國會通過法規，所有不承認女王為教會元首，又拒絕參加主教制教會聚會，並且參加那些不按國家公禱書所定的儀式聚會的人，一概放逐。因此，大部份倫敦公理派信徒都逃到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後來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影響下，公理派主義越來越趨重要。1658年九月廿九日，公理派長老們聚集一起，制訂一份信條。在克倫威爾死後第廿六天，大會在英國倫敦的薩浮宮(Savoy Pa1ace)制訂了「公理派信仰與制度宣言」。該宣言將加爾文派的西敏寺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全部放進公理派信條中。

浪漫主義與基督教文化

 

  　　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在文學上有深遠的影響，也影響著文化。

　　 在文學上和哲學上，浪漫主義，很難找出統一的定義；一般說來，是相對古典主義的規律，和寫實主義的理性而言。但從歷史觀點來看，杜蘭特(Will Durant)以拿破崙為代表，稱之為“The Age of Napoleon”，見於其所著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則對於拜倫(George Byron)給予甚大的注意。

　　 浪漫主義的背景，是對於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的反應。其影響不僅見於文學和哲學上，也見於政治和文化：以情感重於理性，則道德成為不必要的枷鎖；學院派的知識，是正規的，也是沉悶的，比不上“天才”更為人嚮往，也更富刺激性，和傳奇性。當時人的思想，以為歷史不過是天才和英雄的注腳。

　　 這樣的人物，幾乎被認為有神話般的能力和特權，不會發生錯誤，或有錯誤也應該被容忍和接納。可惜，連一些有名的人，也抱此見解，成為英雄崇拜，甚至超越愛國的情操。

　　 當拿破崙橫掃歐洲的時候，被征服的德國，對他也存有好感，或是期望。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蔑視普魯士，崇拜拿破崙，對法國在吉納(Jena)的勝利歡欣；據說：當他看見拿破崙乘馬耀武揚威的經過時，贊歎說：“這是馬上的絕對精神！”(The Absolute)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也對拿破崙崇敬不已。

  　　文化被染污了，盤根錯節，循環影響不已。浪漫主義，也侵染到宗教範圍。　　 浪漫主義時代，約當遠方宣教時代。當遠方宣教運動興起的時候，有些宣教士心底也有這種情結。他們本來該有超越世界的價值觀，不過，看到了心目中的“英雄”爬上當權的寶座，雖然有功利主義的驅使，也不免這種崇拜的心理，以為他們作甚麼都是對的。

　　 領袖氣質的charisma, charismata本來是“恩賜”的意思，被視為與天才相同。中國儒家傳統，一向注重品德，但對於神武英明的領袖，由軍閥而登位，被看作是“奉天承運”；在位者被奉承得頭昏，也以為自己不會錯，不會失敗，就成為犯錯誤以至失敗的種因。

　　 宗教領袖如果被浪漫主義薰染，人捧他為領袖，他也自居領袖，就失去了謙卑，也不能蒙恩。他自己以為得著了，不需要再追求，就停步不進：天才不需要向人領教，不需要讀書；更麻煩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領袖，不得不阻止別人進步在他前面，不僅不培養後進，還要嫉妒後進，把他們打壓下去。

　　 看看真正的天才是怎樣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1861-1865)。他是所有美國總統中，受正式教育最少的，卻是最受長久愛戴的總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缺欠，並且努力求進步。

　　 在教會中，也有不受教育的限制，而有成就的人。最為人所知的是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他從十七歲任牧職；不滿二十歲，即受邀任倫敦新公園浸信會牧師。他所受正式教育自然有限，更沒進神學院；但他從未停止讀書。他也繼 續為主所用。他的講道，使許多人得到造就，今天仍然不衰。

　　 本仁(John Bunyan,1628-1688)所受教育甚少，出身補鍋匠，英國內戰中當過兵；皈信基督後，成為非國教會的領袖。他寫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是聖經以外最有名的作品，被譯為許多種文字；不僅銷售得多，也使人得造就。他誠然是自學成功的例子；但他在靈命和學識上，也是沒有停步的進展歷程。

　　 牛頓(John Newton,1725-1807)是牧師兼聖詩作者，他所寫的“奇異恩典”，多年來最受歡迎。他由水手，淪為奴隸，而作販奴的船長，信主後，成為有名的 牧師，常被當作不學成功的典型。事實上他不斷的求進，可說是自學成功；也繼續創作不少聖詩。

　　 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1863-1945)是另一個自學成功的例子。他非出身國教會，又缺乏動人的學歷，故於1888年，申請入衛理公會事奉，但被拒絕了。但他 精熟於聖經，成為著名的聖經教師；曾航越大西洋五十四次，在美國教導，很多人得造就；有著作六十餘冊。

　　 其實，這些人都不是生而知之的例子，而是謙卑刻苦學習的典型。影響教會最深遠的奧古斯丁，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以為連我們的語言都是學習來的；並說：那些反對教育的，正是需要教育的人。改教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也非常注意教育。英國循理運動的領袖約翰.衛斯理，更說：如果不讀書，教會存在不到下一代。

　　 雖然他們自己並沒有那樣講，有許多人將他們的成功，像浪漫主義一樣，完全歸之於天才，恩賜，而忽略其個人追求努力學習。更不幸的，襲用近似諾斯底派的術語 “亮光”，不注重傳統的釋經，而自己“看見”，頗像禪宗的“頓悟”；而且附會“經歷”，“領受”，以不參閱前賢著作而自豪，以為是不落前人窠臼。殊不知他 們不過是舊瓶新酒，有的更且陷入異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跟從者也掉在坑裡。在美國，有幾個異端教派，就是這樣發明並發展的。

　　 使徒保羅，絕不是讀死書，卻是死讀書的榜樣。他明知自己即將殉道，缺衣禦寒，在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說：“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提後四：13）

　　 首席使徒彼得的書信中說：『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彼後三：15,16)

  　　這是清楚的勉勵和警告。使徒保羅有學問和神的啟示，到如同前賢先知的地步，不是每人都能達到的；要謙卑學習，謹慎奉行，不要自己求新好奇強解。

基要主義的成敗

 

  　　在自由主義神學氾濫成災之際，基要派奮起為傳統信仰辯護，其志當然可嘉；不過，多數教會史家都認為基要主義打了一場失敗的仗。在宗派和堂會方面，他們無法在美國北部任何宗派中取得優勢，促使原屬宗派接納他們的信仰。而在學術研究方面，自由主義更佔有壓倒性的優勢，甚至連長老宗作為保守派神學最後重鎮的普林斯頓神學院，在二十世紀初也告失守，1929年，秉持基要派信仰的教師被迫離校，另行創辦威斯敏斯特神學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事實上，由於基要主義太過強調與自由主義抗爭，放對一切自由主義所肯定的現代思想皆持反對的態度。他們有強烈的對抗和戰鬥的色彩，意氣成分甚重，許多時在批評某些新觀點以前，還未曾深入瞭解這些觀點的具體內容。例如，他們常常訴諸個人的情緒反應，視進化論為洪水猛獸（其實進化論並非主張人是由今天我們 所見到的猿猴演變出來的）；他們也一併反對所有與進化論相關連的自然科學，諸如生物學、地質學、地層學、古人類學等，宣稱地球只有四千零四年的歷史，因而往往給人一個無知與封閉的印象，甚至成為給人取笑嘲弄的對象。此外，他們對社會和文化採取消極防範的立場，主動放棄在學術世界和社會事務上的參與和發言權，這亦等於自絕公開見證信仰的機會，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因之減少了。

　　另一個悲劇是，在美國有不少奮興佈道家打著基要派的名義混跡江湖，到處招搖撞騙。他們以反智的口號來掩蓋個人的淺薄無知，用庸俗的奮興技巧來鼓動信眾，訴諸簡單的情緒反應；他們甚至禁止信徒運用理性來分辨其說法，宣稱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結果便製造出不少屬靈偶像來。就算這些人並未淪落到傳講異端邪教的地步，他們吸引大量盲目的追隨者，獲得大量的金錢奉獻，也很容易在道德人格上給腐蝕掉。事實上，從十九世紀開始直到今天，奮興佈道家將信仰庸俗化，製造出大量教會醜聞的事件，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屢見不鮮。

      八十年代末期，美國就有好幾位元著名的電視佈道家被揭發在私德上犯有嚴重罪行。當然不是所有奮佈道家都必然淪落為神棍，但我們可以確知一件事：任何人若是不帶條件地批評教會追求知識、忽略靈性，宣揚反智思想，他們就是在拆毀教會賴以防範異端邪說的機制，而結果將是讓那些既沒有知識卻偽裝有靈性的人霸佔教會。二十世紀初有不少這樣的自封基要主義者在教會往來，製造事端，基要主義的名聲自然被嚴重地玷辱了。

　　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為止，自由主義無論在教會抑或社會，均占壓倒性的優勢。

基要主義之信仰內容

 

　　如前所云，二十世紀基要主義主要來自兩大陣營：

      其一是時代論神學〔Dispensational Theology，相信上帝依據他的救贖計畫為人類歷史劃分成幾個彼此割斷的[時代] （Dispensation）〕。

      其二是加爾文主義舊派（Old School Calvinists），即普林斯頓學派。

      1892年，長老會大會（The Presbyterian General Assembly）接納了普林斯頓學院對聖經無謬誤的定義，並革除所有反對此立場的教授；1910年，長老會大會在聖經無謬誤的基礎上，草擬了五點信仰內容，要求所有傳道人信守。這五點信仰內容被稱為基要主義的五大要點。

　　基要主義的五大要點分別是：

      第一，聖經完全正確，絕無謬誤。他們不僅強調聖經含有上帝的啟示，而且宣稱整部聖經都是上帝的啟示。

      第二，基督由童女所 生。耶穌基督的誕生是一個超自然的神跡。

      第三，基督贖罪代死。相信耶穌基督的代替性贖罪(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與否--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受死，在我們身上產生某些功效，故這是人得救的必須，抑或他只為人樹立了一個捨身成仁的典範，引起人心中感動，因而悔改歸信——是評估一個人是否秉持正統信仰的一個基準。

      第四，基督從死裏復活。基督為童貞女所生是神跡，他從死裏復活也是神跡。

　　第五，基督在世行神跡。確認聖經理一切神跡記述的真實性。

　　時代論者（Dispensationalists）在1895年尼亞加拉培靈會（Niagara Conference）中，也提出了類似的五點信仰，惟是他們將第五點改為基督會在千禧年之前返回。

　　簡單而言，基要主義強調聖經的全然正確性，包括其中的超目然記載都是真實無偽的。他們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人類拯救的必須；人不能單因被基督感動而自行去惡遷善，人沒有賴以自救的資源，卻必須藉基督的替死，才能得著生命的轉化。

基要主義之歷史緣起

 

　　1910至1915年間，美國一些保守派的信徒編輯了十二冊小書，稱為《基要信仰》（ The Fundamentals），為基本的基督教教義辯護，確認這些教義為基督教所不可放棄的。因為自由神學放棄了基督教許多重要的內容，放他們要訂出甚麼是 不可棄的。在一位美國南部的富商贊助下，《基要信仰》一共發行了三百多萬冊。

　　因著這套小畫廣泛流傳的緣故，1918年後，基要派（The Fundamentals）成了保守派的代名詞。保守派信徒也如此自稱，並組織了一個基要派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