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的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是一個歐洲的神學運動，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之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絕望、頹廢的世界裡，這個運動敲響了警世之鐘，短促而劇烈地進行了一場針對十九世紀中產階級宗教心靈的革命。
1919年，瑞士神學家巴特發表了他的「羅馬人書釋義」。這本書和十九世紀以來極度科學化了的聖經神學研究風格大相逕庭，它的字句熱情有如講道篇，富先知風格，讓「上帝的話」直接對人現實的處境與危機發聲。「羅馬人書釋義」像一顆炸彈一樣地落在神學逐漸失去活力與說服力的歐洲社會，所激起的迴響遠超過那位在瑞士鄉下牧會的作者自己所預料的。老一輩的神學家如自由派的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視這個神學新聲為一股危險的力量，年輕的神學家卻紛紛與巴特通信，論辯，一個活潑的神學運動隱約成形。
當時參與在這個神學運動的，有與巴特同樣受齊克果影響的戈加騰 (Friedrich Gogarten)，瑞士神學家卜仁納（Emil Brunner），巴特的親密戰友屯愛生（Eduard Thurneyesen），新約神學的閃亮新星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巴特的哥哥海因裡希巴特（Heinrich Barth）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圈子裡唯一的女性—女神學家夏綠蒂•封•紀申鮑（Charlotte von Kirschbaum）。當這個圈子在納粹時期分裂之後，夏綠蒂始終如一地持守巴特所提出的辯證神學原則，並奉獻一生，與巴特共同寫作「教會教義學」。在這位女性的個人生命史中，可以看到這個神學運動在文字論述之外，執著的信仰，與閃耀在生命中的光與熱。
「辯證的神學」是這個神學運動的自我稱呼—參與在這個神學運動的成員的神學背景與神學觀其實有極大的歧異，但是他們都以「辯證的」方法論，來從事神學工作。哲學的辯證方法是：在正反命題的辯證中求「合」–一個綜合命題。對於巴特來說，人是上帝的反命題，上帝是人的反命題，「自然」是「啟示」的反命題。但是，巴特認為，神學的辯證卻無法求得「合」，因為最後的發言權在上帝，不在人，人只能等待上帝恩典的啟示，而在這啟示顯明出來之前，人只能在不斷地在否定與肯定的相互辯證中，讓上帝成為上帝。
巴特將他那一代神學家的使命，比喻成尼波山上的摩西，雖看得到應許之地，自己卻無法進入迦南。換句話說，「辯證的神學」所指出來的，是神學的流浪狀態，是人的軟弱、限制、與徬徨。人與上帝隔著鴻溝遙遙相望，靠自己的敬虔與努力，永遠無法度過這鴻溝，但上帝以慈愛與恩典，在基督裡主動走向人，稱人為屬祂的子民。
「因著信，我們看到人被上帝揚棄，但我們也同時見到人被保存在上帝裡。」在「羅馬人書釋義」1919年的第一版當中，巴特用黑格爾式的語彙這樣說。揚棄與保守，在德文裡是同一個字aufheben，這個有多重意義的字源於農夫篩麥子的動作：將麥子甩到空中，讓輕的糠秠被「揚棄」，將落下來的麥子「保存」下來。同時被上帝揚棄，卻也被保存，是「辯證的神學」所萌芽的時代裡，一個切身的生命感受。那是一個文明的災禍與心靈的地震之後的時刻啊！在一連串對人的生命的「否定」經驗中，仍執意相信上帝對世界的「肯定」，「辯證的神學」開始召喚一個新的信仰時代。
危機的神學
與「辯證的神學」的運動短暫相遇，卻始終堅持自己的路的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稱這個運動為「危機（轉機）的神學」（Theology of Crisis）。這個稱呼，相當生動而準確地描述出這個運動的「時代性」–這是一個危機的時代所產生的神學運動，對人與歷史的現實處境所產生的危機意識，是這個運動的動力。
神學家的危機感是出自對時代的敏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與慘烈，對整個歐洲的人心震撼極大，十九世紀令人驕傲的科學發展與文化成就，竟然沒有辦法讓國家與民族的衝突得到理性的解決，反而激化為一場規模空前的相互殘殺！許多德語系國家的詩人、畫家、思想家抱著單純的犧牲熱情，為護衛他們心目中的純正文化上戰場，醜惡的壕溝戰卻把他們對人性的憧憬打碎了。而鼓勵著年輕人上戰場的，儘是一些令人尊敬的文化導師。1914年戰爭開始時，柏林大學的神學大師哈納克寫了一篇「知識份子宣言」，呼籲知識份子發揮愛國精神，負起歷史責任，為理想上披上戰袍。政治界、文化界與學術界共有93人在這篇宣言上籤了名，他們都是那個時代一時之選的菁英。
巴特視這篇「知識份子宣言」為時代的災禍。這些知識份子出自對人性與歷史的使命感，為戰爭背書的結果是：他們的世界觀隨著戰爭帶來的破壞一起破產。盡力在文化與歷史中尋找上帝與人同行的蹤跡的哈納克，代表的是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的上帝觀—上帝是倫理與道德的根基，上帝是人宗教心靈的投射，上帝的存在助人超凡入聖。然而，硬把戰爭視為是理想主義者的實踐場域，所收割的苦果是對人性與對上帝的雙重失望。一個對人性充滿樂觀與希望的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新時代還沒有來臨。一個絕望的真空狀態，是危機也是轉機。神學的新工作在這樣一個時刻開始。
戈加騰在一篇名為「時代之間」（Zwischen der Zeiten）的文章中，寫出了這個時代感與神學的新使命：「時代崩解了，時間止住了。只是一時？還是永遠？難道我們在此時還能不聽上帝的聲音嗎？難道我們不該看看上帝的手怎樣在做工嗎？因此，我們不能馬上由一個時代走向下一個時代。我們得先下決定，在決定之前，我們乃是站在時代之間。」
巴特讀了戈加騰的文章，馬上去函向他致意。「辯證的神學」運動的刊物就以這篇號角般的文章的標題「時代之間」為名，1922年開始發行。在這個刊物中，信義宗與歸正宗的神學家共同合作，彼此辯論，但也一起宣揚一個新的神學方向：讓上帝的話語再次由人有限的知識中解放出來。
在破碎的人性中看不到上帝的形象的一代，在「時代之間」努力要讓上帝的「神性」再次顯明出來。因此，他們強調的是上帝與人的根本差異，強調只能用人的反面來定義神。布特曼寫道：「上帝的意義乃是：揚棄人，否定人，把人置於可疑之境，對人審判。」
「上帝的啟示」是自由的，不受人的想像與意志的支配的。屯愛生寫道：「上帝已經全然溜出我們的手。祂向我們啟示祂自己，全然勝過我們，讓我們無法捉摸，無法瞭解，祂遠離我們。」
因此，他們拒絕接受把上帝當成人的宗教心靈所建構出來的存有，更反對在歷史經驗與自然萬物中去尋找上帝的啟示。
「辯證的神學」的語言是激情的，不安的，陰沉的，它的神學動作是拆毀、拔出、批判與疏離。這正是那個時代的語言。這些神學家努力要在他們對上帝的講論中去除「文化」的因素，但是他們並不自外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二十年代在德語世界蓬勃發展的藝術運動，是「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表現主義的繪畫藝術，有著失去地平線的錯亂構圖，扭曲的面容、肢體、建築物，以強烈的色彩，急促的筆觸，壓縮的空間，表達出人心強烈的不安、焦慮、絕望與饑渴。以同樣強烈、鮮明、激動的筆調，在「時代之間」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神學家們，嚴厲地批判他們上一輩的神學家所經營出來的「文化基督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他們要打破那種道德的好人等於好基督徒，西方基督教文明等於基督教信仰的迷思。他們要把歷史的主權再次交回上帝的手中。
分手各奔神學路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之後，一個新的情勢出現了。納粹政權的意識型態給人民極多的應許：德國民族尊嚴的重建、國家的復興、一位盡責的首領的領導。在1933年，很少人能預見這個政權會將這個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帶進怎樣的一場劫難。國家，民族，歷史的責任等語彙，忽然又再出現，而且被論述成是與上帝的意志相結連的，宗教再一次被定義成為國盡忠的倫理機構。一個「在時代之間」的神學運動是否能在政治史進入一個「新時代」之後，繼續它原初的理念與使命呢？
辯證神學的龍頭老大巴特力抗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潮，他以「拒絕對領袖發效忠誓約」的行動，以丟掉教席也不在乎的決心，來護衛他一直堅持的「上帝是唯一主宰」神學觀。他的神學堅持導向反對納粹政權的政治行動。
當巴特參與反納粹政權的「巴門神學宣言」（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寫作時，為教會的自由而奮鬥時，「辯證神學」的另一位大將戈加騰卻加入了與「認信教會」（Bekennende Kirche）敵對的神學陣營「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強調人對他人，人對歷史的影響力，戈加騰重新回到一種以人觀為中心的神學。「德意志基督徒」運動後來為納粹意識型態做了許多神學上合理化的辯解。布特曼在這個政治思潮衝激著信仰的時代，退回他的學術研究世界，而另一位瑞士的神學家卜仁納開始熱心地發展他的「自然啟示」的神學，引起巴特的震怒。1933年，「時代之間」神學雜誌停刊了，「辯證的神學」運動也正式分裂。
「辯證的神學」的神學家們雖然在時代的衝擊下，分手揚鑣，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在二十世紀的神學發展上，留下深深的足跡，而且他們的影響力不只限制於歐洲。上帝與人，自然與啟示，基督與文化…一組組「相對」的觀念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神學討論中不斷地重新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