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對時兆的觀察與詮釋

 　　千禧年國度是時代論者對末世事件作解碼詮釋的重要組成部份，並影響他們對所有其他事件的詮釋。

　　如前所說，大多數教牧與信徒都是在參與末世論講座的當兒，才接觸到時代論的理論的。時代論較諸其他末世論的一個優勝處，在於其能提供一個代碼的工具，容讓釋經者將時人時事代入，藉以“證明”聖經記述的真實性與末世的迫切性。當然，我們了解這樣的代碼只不過是從前題竊取論點的循環論證，譬如說有人先把啟示錄第 8 章所載的頭三號解作原子彈爆炸，然後又藉1945年原子彈爆炸的事件來論證頭三號的即將發生；解經者並非真箇從聖經的預言中尋出任何新信息，而只是把他們已知的東西套進去，他們是“後知”而非“先知”。但是，這種代碼作業至少在信徒中間製造出心理效應，讓他們感覺到 ( 而非真的“證明”了 ) 聖經記述的真實性與末世的迫切性 ，而這是其他末世論的模型所不能提供的。時代論者努力將聖經的末世記述附會到時人時事之上，這可被視為一種民間的 ( 相對於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而言 ) 護教方法，就是驗證聖經與世界的適切性與相關性。

　　我們可以批評時代論解經家，指出他們從未對未曾發生的事提出過任何準確的預告，而只是事後孔明地為已發生的事作“此事合該有之”的解釋。除了一些空洞但具提示性的說法外，他們就將要發生的事所能說的，只是重覆一些有待解碼的預言經文。不過，他們也可以如此答辯：末世講論的重點，不在於就聖經的末世記述推測將來發生什麼事情，而在於就今天人們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來論證聖經的末世記述為既有可能發生、並且即將發生。頭三號是否原子彈爆炸、戈巴契夫是否敵基督，其實並不打緊，真正要緊的是“地的三分之一……被燒了”是可以如實發生的情況，絕非天方夜譚。只要能增強信徒對聖經末世論的信賴，讓他們對基督再來抱 持儆醒態度，並從而調整他們今日的生活方式，那整個代碼作業及舉辦末世講座的目的便達到了。

 

時代論對聖經解釋的一致性

 　　大多數華人牧者和信徒是藉聆聽時代論者對啟示錄2至3章的歷史分期講論，或參加開解啟示錄的預言象徵的末世講座，才接觸到時代論的片段思想。他們首先信服了時代論者對啟示錄的釋經，其次接受其釋經方法與神學理念(諸如上帝對以色列與教會各有不同的拯救計劃)，最後才明白時代論的神學系統，成為徹底的時代論者。許多牧者和信徒只停留在第一或(及)第二階段之上，但他們也自稱為時代論者：他們以為只要相信啟示錄2至3章乃是關於教會歷史的七個時代，便是不折不扣的時代論者了。

　　時代論的整個神學系統是建造在其釋經原則之上，就是堅持最大可能的字面解經。所謂字面解經，是依據經文的文法與歷史脈絡，作最簡明直接、合理自然的詮釋；除非經文的文體本身 (如詩體、寓言) 顯示不能作字面解釋，否則應盡可能按其字面的意義來理解。因著這樣的釋經原則，他們認為舊約先知有關復興以色列國的預言不能被靈意化地理解，而論定為已應驗在教會之上。時代論者堅稱以色列民與教會有分別，上帝在對兩個群體有一同的應許和拯救，而舊約有關以色列國的預言只能成就在未來要在地上建立的千禧年國度裡。

　　對未曾受過神學訓練，但卻尊奉聖經權威的華人牧者和信徒而言，這樣的釋經原則是既自然又合理的。尊重聖經權威的人，自當接受聖經的字面論述為必會成就的事實，而不能視作象徵性的文學語句；弔詭地說，那些在人眼中愈是匪夷所思、難以置信的記述，便愈考驗人們對聖經權威的尊崇程度，真正忠於聖經，忠於上帝的人，便得義無反顧地宣認它的真實性與事實性，以顯示他們將聖經置放在自己的感情和理性之上。反之，將字句看為象徵符號，並且轉彎抹角地予以這個那個詮釋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就不過是巧言令色、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同義詞。聖經記述的事實性 (Factuality) 與權威性是分不開的。

　　
　  雖然不少評論者責難時代論者無法貫徹字面解經的原則，特別對某些預言的細部解釋，他們還是無法不將之靈意化，這些責難並非毫無根據。但是，我們仍得公允地指出，時代論者確實在最大可能的情況下使用字面解經的方法。他們批評非時代論者(特別是無千禧年派)濫用寓意或靈意化的方法，而他們亦刻意將字面解經與靈意解經相對立。時代論者認為，靈意化只能用在應用方面。經文的意思只有一個，就是字面的意思；應用則可有多個，靈意解釋是合法的，但是“這種應用，可不能代替經文的解釋”。華人牧者大多遵守意思先於應用，事實先於經驗及道理的原則；所以我們不能因他們對許多經文作靈意解釋，特別在奮興講道與靈修讀經的場合下天馬行空地解說聖經，便斷說他們違反字面解經的原則。

　　我們若不帶偏見，總得承認在各種釋經哲學與方法中，時代論的釋經原則的一致性，仍然是至今所能找到最高的一種。除非我們意氣地堅持全有抑全無(all or nothing)的立場，認為只要證明時代論者在某些地方不符合字面解經的原則，則他們的整套學說便徹底破產，否則便得承認一致性是他們的優點。當然，我們可以質疑這種一致性是否釋經的必須，又是否對聖經公允。

　　保守派的華人牧者與信徒對這種一以貫之的釋經原則多表敬服。他們強調聖經的神聖作者 (divine authorship)過於人間作者。聖經既全部是由聖靈親自默示的，便該首尾相接，和諧一致，可以用一個釋經方法貫徹始終。以經解經之所以成為可能，也是建造在這樣的假設之上。如此，他們即使並不完全忽略聖經各卷的作者、文體與表達手法、寫作背景等人間因素，亦不會將這些看得太重，至少不致影響他們對釋經一致性的原則的堅持。

 

　

時代論在華人教會的普及性

　二十世紀上半葉，華人基要派牧者與信徒大都是時代論者，沒有幾個例外。

　　對於大多數未受神學訓練的奮興家而言，時代論的神學系統是他們無法盡然理解的，時代論高舉的字面釋經原則是他們不願意遵從的，而高度技術化的釋經方法也是他們無能力仿傚的。事實上，離開自由心證與借題發揮，他們亦難覓其他經文處理方法。例如計志文認為，七個時代的說法只是對聖經的一種解釋手法
，就像解經者慣常做的分段和類比一樣：“解經家分成七個時代，不過是將聖經分為時間，使人容易了解，容易明白。”從這段說話可以確定，計志文並不真正了解時代論。但有趣的是，奮興家卻大多接納時代 論對啟示錄的詮釋方法和結論，包括確定4章1節是關乎聖徒被提的記述，從這裡開始直到20章為止的整段經文與新約教會無關，千禧年是一個延續一千年的地上神治國度。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堅定地宣稱自己是時代論者。

　　這些廣為教會尊崇的奮興家既都自認為時代論者，而他們在各地主領奮興聚會時，亦往往借用時代論的釋經方法，並且宣揚具時代論特色的神學思想，這對時代論的普及起了重大作用。不少牧者與信徒由於景仰這些奮興家，在不求甚解的狀態下便自認為時代論者，接受時代論一些基本觀念，諸如將歷史劃分為七個時代、對關乎國度的舊約預言作字面解釋、相信千禧年國度不日降臨等。他們不一定清楚時代論的釋經與神學體系的詳細內容，卻認為此說法是聖經的直接論述，故而是篤信聖經者的唯一選擇。

　　時代論與華人教會關系既密切又長久。自20年代開始，它便已獲得牧者與信徒廣泛的接納，一直成為保守派教會牢固的末世論立場。冕至70年代，尚有不少教牧與信徒認為，時代論是基要派末世論的唯一選擇，捨此便屬“新派”。這個壟斷性地位要在70年代中葉以後才有所動搖。時代論盤踞華人教會超過半個世紀，這個突出現象值得教會史家嚴肅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