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雅欽的聖靈論

    十二世紀末，比伯納德稍晚的約雅欽(Joachim of Fiore)題出知名的『三階段人類史觀』，將當代奧祕主義的風行歸屬為『聖靈時代』，使得時下不滿羅馬天主教腐敗墮落並追求脫離塵俗的修道者，得著更強的教義支持和鼓勵。

 

    約氏將人類歷史分為三個時代(dispensations)—聖父時代、聖子時代和聖靈時代。他認為聖父時代開始於亞當，結束於基督，當時人類過著感官生活(carnal life)，世界充滿律法、恐懼、奴役與艱辛；聖子時代開始於猶大王烏西亞王(Uzziah)年間，結束於主後一二六○年，此時人類過著感官與靈覺交錯的生活，也就是神職人員(clerics)時代，這個世界充滿恩典、真理與服事；聖靈時代將是修士(monks)時代，人可以過著單純屬靈的修道生活，其最明顯的特徵是一項聖靈的恩賜(a gift of the Holy Spirit)—沉思(contemplation)。

 

    約氏指出，聖靈時代始於六世紀建立修士準則的本篤(Benedict of Nursia)，這時代充滿愛、自由、歡樂與沉思，其規模與影響力要逐漸擴大，直到世代終結。約氏的理論將聖靈塑造成恩賜、豫言並屬靈的象徵，拉抬了奧祕主義在天主教中的地位與價值，因此博得許多虔誠修士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鼓吹以較為激進手段改革天主教者。他們贊同約氏的說法，相信聖靈時代已經來臨，修士才是教會的主流，盼望教階制度下的神職人員(也就是教皇制度)會依約氏所豫言的於一二六○年過去，聖靈將成為教會中的惟一權柄。因著他『三階段人類史觀』被激進改革者用來攻擊教階系統及教皇體制，教皇便自一二二五年起，陸續將他的著作列入禁書之林。當然，約氏言之鑿鑿關於一二六○年教皇制度垮台的豫言，也就無疾而終。

 

    所有研究靈恩神學歷史的著作，都會將約氏的其人其事記上一筆，包括他的豫言及聖靈的恩賜，也會將此一事件與二十世紀靈恩運動相題並論。其實比起二十世紀的靈恩運動，約雅欽理論的萌發與引起的共鳴，在時空背景上與孟他努運動的相似性更高。雖然約氏所強調的豫言和恩賜，在內容上顯然與孟氏的訴求不同；但兩者皆發生於一個龐大的教會組織內部，皆強調聖靈恩賜和豫言，並且皆引起對抗階級化體系與主教(教皇)權柄的潮流。

 

    約雅欽事件亦如同孟他努事件，引人注重事件本身對教會改革的影響，過於其聖靈觀在神學或屬靈經歷上的貢獻。這種評價的結果，使人對聖靈的觀感，離聖經所啟示之真理的水準越來越遠。因著約雅欽引起的波瀾，使聖靈繼孟他努事件後，又再度被當時教會中所謂『主流人士』貼上激進、禁忌的標籤。

 

    這樣的發展實在令人感到惋惜。因為聖靈當然不應該是教會的禁忌，也不應該與激進畫上等號。至於約氏自創新論，說到靈神時代始於本篤，並且聖靈的恩賜顯為人人推崇的修士沉思，似乎頗有高舉聖靈的意味。然而修士沉思是否真如約氏所言，為聖靈恩賜的一種？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因為新約聖經從未如此啟示。

 

    這種說法充其量是約氏個人看法。其實約雅欽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與孟他努事件極為相似，就是當時基督徒對於聖靈的啟示，仍然停留在偏差與貧窮的境地。即使約氏曾經嘗試將修士敬虔與聖靈工作合併觀之，其理論也不免顯得牽強。因此嚴格的說，十二世紀的修士們並沒有指明，當時的奧祕主義與聖靈的工作有何關聯。

 

 

抗靈派的爭議及與大公教會的回應

 

    因應亞流主義(Arianism)，教父們在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中制定《尼西亞信經》(The Creed of Nicaea)，確立了基督的神性，認定基督與父同質(homoousia)，並定罪亞流(Arius)。不過，亞流主義的威脅，竟未使當時的大公教會警覺到，肯定聖靈的神性與肯定基督的神性同樣重要。儘管確立基督的神性，好似已順帶肯定聖靈的神性；但當時教會除了宣告『我亦信一位聖靈』(We believe also in one Holy Spirit.)這條信經條文之外，沒有在聖靈神性上作出更明確的表態，無疑的容許了一個神學上的模糊地帶，留下一個後起異端絕佳的可趁之機。

 

    教義上既有自由空間，教父們便各展所長，各抒己見。亞他那修(Athanasius)與著名的迦帕多加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不遺於力的證明聖靈的神性，塑造爾後東方教會(Eastern Church)正統三一論。集神學家與史學家於一身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easarea)，則師法備受爭議的東方教父俄立根(Origen)，視聖靈次於子，又將子置於父之下，成了名副其實的次位論(Subordinationism)者。至於被亞他那修定罪為『那靈之敵』(the enemies of the Spirit)的抗靈派(Pneumatomachi)人士，也在此時藉著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主教麥西多尼(Macedonius)的支持而竄起，徹底否認聖靈的神性。

 

    各方意見紛亂雜陳，復以尼西亞會議中有尚未解決的基督論爭端，逼得羅馬皇帝提奧多西(Theodosius)於主後三八一年召開康士坦丁堡大會(The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期能再次藉著對話並制定信經，以平息國內紛爭。經過冗長討論之後，與會的一百五十名東方教父決定採用《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Nica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又稱《康士坦丁堡信經》Constantinopolitan Creed)。根據其中一條條文，教父們共同宣告相信聖靈，並補充說明聖靈是『主並賜生命者，由父而出，與父、子同受敬拜並同得榮耀，藉著先知發言』(The Lord and the Life-giver, tha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who with Father and Son is worshipped together and glorified together, who spoke through the prophets)。

 

解析孟他努主義的衝擊

    大部分的基督徒皆知，孟他努主義的訴求，主要係針對當時已趨向階級化、制度化與形式化的大公教會(catholic church)。他們強調聖靈仍在說話；並且這位『保惠師』(Paraclete)的說話和啟示，不在教階制度最高層的主教身上，而是在孟他努運動的主角孟他努(Montanus)及兩個女門徒麥西米拉(Maximilla)和普西拉(Priscilla)身上。

 

    對他們而言，權柄、能力、豫言與啟示，是聖靈同在的特徵，也是他們與組織化大公教會迥然有別的明證。他們號稱獨得聖靈啟示，又以此為名過著清高的生活，尋求者因此趨之若鶩。

 

    所以在教會歷史上，孟他努運動引起兩極化的評價。有人視孟他努運動為激發教會重現生機的靈恩復興運動，也有人視之為破壞大公教會合一的分離反動。是運動也罷，是反動也罷。

 

    今日基督徒重新思考孟他努主義的影響時，我們關注的焦點不該僅是運動本身的是非成敗，或是僅僅評判他們與眾不同的說法或作法。其實，孟他努運動所暴露出問題在於：對聖靈認識的正確與否，終將決定教會的屬靈品質。

 

    二世紀的大公教會，何能否認孟他努所指控的規條化與組織化？但孟他努主義者在其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對聖靈所是的刻畫與描寫—豫言、能力、啟示，是否也忠實傳承新約聖經對聖靈的完整說明？是否足以代表新約聖經的全備啟示？若不然，孟他努主義者何能自豪獨佔聖靈同在？

 

    仔細思考這些問題之後，讀者將不難發現，其實第二、三世紀孟他努運動與大公教會間的一場恩怨，其癥結點在於：基督徒到底對聖靈的所是和表顯，該有何種認識和體驗。聖靈是誰？聖靈是甚麼？經歷聖靈的結果如何？這才是隱藏在孟他努運動的背後，我們最該面對的問題。

 

 

 

 

評析聖靈論發展的軌跡

 

    聖靈論的發展，先天上就有著比基督論更不健全的開始。使徒之後的教父們，不僅沒有準確傳承使徒們對聖靈的豐富認識與深刻經歷；更缺乏對這個課題投入足夠的思考和研究。

 

    嚴格說，除了在崇拜儀式裏『父、子、聖靈』三重頌讚中隱約指明聖靈的神性，並將聖靈與父、子列在相當的地位以外，後使徒教會的聖靈論在其他方面發展有限。一切題及聖靈的著作，皆具強烈經歷性與應用性，著重能力與神蹟。

 

    當然，這很可能是因當時教會中，並無聖靈異端出現，因此也不存在發展這項神學的動機意願。到護教士(Apologist)時代，基督論躍居神學焦點，聖靈論成為基督論中附帶一題的教訓，完全不佔神學主流角色。

 

    儘管如此，聖靈論發展的不成熟開始，尚未導致教義上的偏差。至少在護教士中，無人否認聖靈神性，或謬言聖靈為受造物。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之後，造成初期教會莫大困擾的智慧派(Gnosticism)，不僅在當時點燃基督論戰火，也逐漸使教會注意到定義並規範聖靈論的需要。此時智慧派所抱持的聖靈觀，其內容基本上與基督徒信仰有顯著差別，因此對正統基督徒影響有限。

 

    不過，約在同時，強調聖靈同在的孟他努主義(Montanism)崛起，卻帶給教會極大衝擊，也直接引發初期教會聖靈論發展的第一波高潮。

 

《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對聖靈論的影響

    神學界一般皆認為，康士坦丁堡大會確立了聖靈的神性，也解決了抗靈派的攪擾。表面看來的確如此。教父們所制定的信條，係引用林後三章十七節、林前十五章十五節與約翰福音中相關經文。然而，單憑這項條文內容而全面肯定康士坦丁堡大會在聖靈論方面的作為，實在有些高估實情。

 

    其原因不外如下：首先，此信經在論到基督時，直接稱祂為『出於上帝的上帝，出於光的光，出於真神的真神，…與父同質…』。其肯定基督神性之用意，溢於言表，昭然若揭。但在論到聖靈時又如何？教父們僅以補充條文略作說明，稱聖靈為『主並賜生命者』，甚至連當時亞他那修與迦帕多家三教父所力持的『聖靈與父同質』 (homoousia)，都不輕易採用，態度之保留與顧忌可見一斑。教父們想肯定聖靈神性，其用心無可磨滅；但顯然他們肯定聖靈神性的用心，不及肯定基督神性的用心來得明確。教父們想藉著高舉聖靈神性以打擊抗靈派，卻因身處複雜的神學處境，而委身中間路線，僅以間接隱含的方式點出聖靈之神性：『與父、子同受敬拜並同得榮耀』。這種有瑕疵的態度與作法，並不值得稱許。原本這一信經對聖靈論發展應當發揮關鍵性影響，結果雖不能說毫無建樹，但效果畢竟也是大打折扣。

 

    後世的確無法考證，當時教父們是否有意為著教會和諧而彼此妥協；但可以確定的是，聖靈的神性並未在此一信經中獲致最直接、最忠實的肯定。此外，當教父們說聖靈『藉先知發言』，更是暴露第四世紀末聖靈觀的不健全。眾所周知，信經乃當時基督徒信仰之精粹與摘要，凡被採行並獲准列入之用語及條文，不僅當合乎聖經、真理正確無誤，亦需代表當時教父們共同的信仰觀點。稱聖靈是『藉先知發言』，當然並非不合聖經，因新約聖經也多次題及使徒或門徒藉聖靈說話；只是『聖靈藉先知發言』實在不足以代表整本聖經對聖靈完整的啟示。尤其，『藉先知發言』乃舊約時代耶和華的靈臨及先知的特點，而新約時代使徒著作中聖靈表顯的解釋和應用，早已遠超『藉先知發言』的範疇。聖靈不僅是先知得以為上帝說話的憑藉，聖靈還將人重生(約三6)，使人知罪自責(約十六8)，內住於信徒(約二十22, 雅四5)，使信徒能為著福音說他國語言(徒二4)，使信徒放膽講說上帝的話(徒四31, 六10)，為信徒作見證(徒五32)，使人讚美上帝(徒十45~46)，呼召差遣(徒十三2)，禁止並引導(徒八29, 十19, 十一12, 十六7, 二一4)，設立教會監督(徒二十28)，使信徒得以治死身體的惡行(羅八13)，與信徒同證他們是上帝的兒女(羅八16)，在信徒裏面歎息(羅八23)，幫助擔負信徒的軟弱(羅八26)，為信徒代求(羅八27)，使信徒有愛(羅十五30)，啟示並參透萬事(林前二10)，指教信徒(林前二13)，使人得智慧的言語(林前十二7~8)，在信徒心裏作質(林後一22, 五5)，叫人活，使他們夠資格作新約的執事(林後三6)，是使信徒得自由的主(林後三17)，抵抗肉體並引導信徒使之不在肉體中行事，以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17~23)，使信徒合一(弗四3)，是上帝的話，作信徒爭戰的兵器(弗六17)，供應信徒使之得救(腓一19)，更新得重生信徒(多三5)，使信徒得蒙聖別(帖後二13, 彼前一2)，是真理，就是實際(約壹五6)。以上略略數項列舉，已足以證明《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中『藉先知發言』一辭，頂多僅能代表舊約聖經對聖靈的啟示，或是新約時代的局部經歷。這種說法一旦列為教會信經，成為信徒對聖靈表顯的惟一信仰條文，實反有限制信仰發展之虞。

 

    教父們採用不足以代表聖經整體觀點的片面教義，作為代表聖經整體信仰精華的信經內容，自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知道，孟他努等人自許教會復興希望，號稱獨享聖靈同在，並將聖靈描繪成新啟示、真自由的代名詞，過著清心寡慾的生活，時時等候基督再臨，雖獲重量級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同情支持，至終仍消匿於教會歷史中，無法帶給教會長遠且積極的影響，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對聖靈所是與表顯的描繪，尚不及聖經所啟示的水準。孟他努運動之後約兩百年，《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中稱聖靈『藉先知說話』的條文，顯示大公教會因孟他努運動而感受不小壓力。因此從信經文字內容來看，主後三八一年的《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就比主後三二五年《尼西亞信經》提供更多關於聖靈的說明。我們似乎可以說，關於聖靈所是與表顯的描述，《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多少受到兩百年前孟他努運動的刺激和影響。然而，以使徒們所傳承的真理來看，大公教會對聖靈功用的看法依舊過於片面，以之作為整體教會的信仰準則，其格局並不比孟他努運動更寬廣。此外，《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內容上雖否定抗靈派思想；但實際上並未杜絕抗靈派引起問題的根源。聖靈沒有在信經中被絕對且直接的肯定為上帝自己。大公教會沒有趁著討論抗靈派爭議的機會，照著聖經整體的啟示，提供一幅關於聖靈所是與表顯的完整圖畫，以徹底解決兩世紀前孟他努運動時就該解決的問題；反而因循傳統，不僅犧牲真理的絕對，也遲滯聖靈論應有的進展。教父們無法承擔的沉重負荷，因此繼續遞傳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