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在教會群眾之上設立掌權者治理他們；並且已定意使一位作掌權者的頭，和真理首要的，不能錯誤的師傅，並已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他。說︰“我要將天國的鑰匙給你”（太16︰19）；“你牧養我的羊，你喂養我的羊”（約21︰17，16）；“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路22︰32）。這個社會雖然如同普遍社會一樣是由人組成的，但它因其目標和用以達到目標的工具，乃是超然的，屬靈的，因此它是與普通社會有區別的；並且最有緊要性的事實它乃是有全權的，完全的社會，它靠其創立者的意旨和仁愛，稟賦其生存和行動所必須的一切工具。正因教會所追求的目的是最高貴的目的，所以它的權柄是最崇高的權柄，是不能被認為遜於或臣服於政府的。
所以並非國家而是教會應當是人們到天堂的向導；天主已經派定她去守護並制定宗教事宜，教訓萬民，並盡量擴充基督教版圖，統而言之，已經派定她，毫不受阻礙地照自己的判斷處理其事務。
這樣，天主將人類的管治分給兩種權勢，即教權和政權，一種權勢管屬上帝之事，一種權勢管屬人之事。每一種權勢在本身範圍內乃為至上︰每一種權勢照其本性和近因而有若干限制；所以我們可以說，每一種權勢各有一個世界為其活動場所……
因此在這兩種權勢中間必須有一種適當的聯繫，可比擬為在人裡面身靈的聯繫。那聯繫的性質和範圍如何，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只能照每一權勢的性質，和其個別目的之高貴而定︰一種權勢以關心此世財物為其直接和主要的目的，而其他一種權勢則以獲得天堂永遠的財寶為目的。所以，在人的事上凡是神聖的，凡是有關靈魂得救或崇拜天主的，無論是它的本性如此，或是因它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被視為如此，都是在教會權力範圍之內，並由教會自由處治之；但屬於民事和政治的事，理當服從政府的權威，因為耶穌已經吩咐，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天主的物當歸給天主。
但是十六世紀激起的可怕和可悲的革命狂熱，在使基督教陷入混亂之後，由於某種自然的趨勢而傾向於哲學，並由哲學而彌漫於社會各階層。近來從這泉源宛如源出無羈自由的建議。這些建議首先在思想中潛伏，然後在本世紀可怕的騷亂中公布為新律法的原則和基礎，這新律法是前所未聞，並且不僅是與基督教律法，而且多方面是與自然律法不相諧和的。
那些原則中的主要原則乃是︰萬人既在誕生和本性上相似，所以他們生而平等；人人是其本身的主人翁，不受制於任何人；他可隨喜好自由思想每一個問題，並行作自己所喜好的；無人有統治別人之權。在建立於這些原則上的社會中，統治權勢只是人民的意志，這種意志既只服從自己的權勢，所以惟獨它才是自己的主宰；但它選舉行政人員，使之奉其名執行政府的功能，而非政府的權利。人將上帝置若罔聞，好似上帝或不存在，或不關心人世，又或個人與社會無所負欠於天主，又或能以有一個政府，它的整個本原和權柄不是出於天主一般。
這樣，一個國家顯然不過是以本身為主宰和指導者的烏合之眾。既說人民本身是諸權利和權柄之源，那麼國家便自以為對天主不負任何責任，對任何宗教不應公然承認；也不應過問在許多宗教中那一個才是真的，也不應袒護一個宗教，也不應特別愛好一個宗教，而應將同等權利賦給每一個宗教，只要它們對社會秩序無害。這一學說的一部分立場乃是︰一切宗教問題都歸私人判斷；人人都可信奉他所喜好的宗教，若他一個也不贊同，就可以完全不信奉宗教。
於是便自然發生以下的結果︰每個人良心的判斷高於律法；對上帝崇拜或不崇拜的意見，可以盡量自由；思想和思想的發表，可以極其放縱。
這些時髦的國家基礎既被接受，便把教會驅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乃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用這種理論去處理時，勢必要將公教與國家里面五花八門的會社相提並論，甚至使公教處於次等地位；將教會的律法置若無睹；而且使那受耶穌基督命令和委托，應當教訓萬民的教會不能教誨人民。
在有關政教雙方的事上，掌權者也任意制定法律，高傲地不顧教會最神聖的律法。他們將基督徒的婚姻歸於自己管轄，甚至對婚姻的結合，協調，和穩定也加以規定。他們剝奪教士的財物，因為他們否認教會能有產業。統而言之，他們在心目中即將一個完全社會的本性和權利從教會剝奪了，便顯然把她當國家內所有其他會社一般看待，並在這種立場上，認為她若有行動任何合法之道，乃是由於國家掌權者所讓與的。
顯然公權乃由天主，而非由民眾而來；任意叛亂，乃背乎理智；私人和國家對宗教的責任忽略，或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乃都是惡行；無羈地思想並公布自己的思想，不得列為公民權，也不配受優待或保護。同樣，人應當了解教會，不亞於國家，是一個具有完全性質和權利的社會，掌權者不得強迫教會作奴僕或子民，或不讓教會有自由去執行本身的事務，或剝奪耶穌基督所賦與教會的其他任何權利。
然而在有關政教雙方的事上，那最合乎自然和天主意旨的，並不是政教分離，更不是互相衝突，而是彼此保持和諧，這和諧是與雙方的直接本源和目的最相符合的。
這些就是公教論國家和政府的教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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