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的範圍裡，相對於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天主教的組織更嚴密，教規更嚴厲，神職人員和各修會的教士一律獨身。具體在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的天主教會與現政權和富裕階層保持著程度不同的政治、經濟聯繫。這種傳統的教會體制在解放神學運動中受到了很大衝擊。
首先向這種結構挑戰的是貧苦的基層天主教徒。50年代末，拉丁美洲陸續出現了一種基層教徒自發組織起來的宗教小組。60年代中期，這種群眾性的宗教組織幾乎遍布整個拉丁美洲。60年代後期，它們蓬蓬勃勃地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涌現。
巴西著名的持解放神學立場的神父萊奧納多‧博夫估計目前在整個巴西有10萬個這樣的基層宗教組織，包括300多萬人。每個團體約由15-20戶人家組成，每周聚會一到兩次。人們在這種宗教團體裡討論《聖經》，研究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採取集體行動，並根據實踐中的體驗加深對上帝的認識，堅定宗教信仰。這種組織的成員都是最貧困地區的底層人民，他們成了宗教活動的主角和創造性力量。實際上形成了底層人民對教會上層的奪權。人們在不同地區把這些組織或稱為“窮人教會”，或 稱為“人民教會”。這些組織並不是與傳統教會平行的新教派、新教會，而是拉丁美洲天主教從底層開始的內部改造和重建。後來這些基層組織越來越被重視，並有了自己的名稱-——基層宗教社團。在90年代，基層宗教社團仍然存活於民間，神學界、學術界對它們的研討也一直沒有停止。
對於包括拉丁美洲天主教會在內的各國天主教會來說，羅馬教廷和教皇具有絕對權威，各級教會機構對下級機構也具有絕對權威，這一點也是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重大區別之一。解放神學運動利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的改良方針在拉丁美洲造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激進內容遠遠超過了羅馬教廷能夠容忍的程度。但是，解放神學始終以《聖經》和天主教歷史上的各種前例為依據，又使得羅馬教廷在表態時不得不考慮再三。1984年，羅馬教廷信仰理論部部長簽署了《關於解放神學的若干方面的諭旨》，明確譴責解放神學。1986年該部簽發的《基督徒的自由與解放》卻又公開承認了解放神學，給其合法地位；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國際政治的變化，羅馬教廷再次對解放神學派的神父施加高壓。
波瀾壯闊的解放神學運動造成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現象和事件，如神父上山打游擊，神父和修女結婚，神職人員出任革命政府官員，等等。對這些事件，羅馬教廷動用了嚴厲的制裁手段，衝突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思考。解放神學派的神職人員從《聖經》和教會史上尋找根據，實踐帶來的研討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擴充了人們對基督教神學的認識。
他們說，從以色列時代、也就是《舊約》時代起。上帝就沒有在窮人和法老中間採取調和的態度，上帝用劍而不是用和平對付埃及法老的暴力，解放了人民。在《新約》時代耶穌也曾用鞭子趕走聖殿裡的商人，因為耶穌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上帝或是財富。當有人指責1968年佔頷聖地牙哥大教堂的智利神職人員和教徒們造反時，佔領者們回答說，在耶穌的教誨裡，真誠的態度、勇敢的創新精神以及捍衛真理的自由是比謹慎或中庸更加重要的價值。教會史上重要的中世紀神學家聖托馬斯也認為，在教會內部，應該允許教徒從關心教會的良好願望出發展開自由批評，哪怕是批評教會上層。解放神學就這樣向嚴格的天主教會內部輸入了一股反叛精神 。
在這場激進的宗教運動中，解放神學派的神父們要求教會不但要成為窮人的教會，而且要成為貧窮的教會。他們要求教會上層脫離世俗強權，主教不再從政府領取薪資，取消教會的關稅特權，不再建豪華的天主教大學、高等神學院，教堂陳設簡樸化，神職人員住宅簡樸化，改造教會的財政體制，擺脫對富人的依靠，不為本地工業巨頭、政府作宗教祝福，等等。這些建議的目的都在於防止教會成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聯繫的、違背基督教精神的機構。建議中的具體措施與教會的切身物質
利益緊密相關，提出這類建議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不僅建議是大膽的， 一些真誠的神職人員身體力行，把這些建議付諸實踐。1969年，巴西大主教曼努埃爾‧桑切斯命令把自己所管轄教會的地產交出來，為當地1000萬戶貧窮的農民蓋房子。他教導教內人說︰“上帝創造了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是為了造福於所有的人和所有民族，教會將根據這個教誨來清點自己的財產並與人民分享自己的財產。”
同年，一批墨西哥神父發佈文件，表示要當自食其力的神職人員，成為普通人中間的一員。他們仔細分析了從事各種勞動的可能，覺得手工藝勞動和文化事 業是最適合神職人員的謀生手段。他們還研究了可能出現的各種困難，試圖找到不至於遭到教會上層和一般群眾反對的途徑，使人們逐漸習慣新的制度。這種態度表明他們確實是在認真考慮行動的可能性。
解放神學的神父讓自己成為窮人，他們因此贏得了窮人的信任。烏拉圭籍的胡安卡洛斯‧薩法羅尼神甫是解放神學的重要領袖之一。他曾是耶穌會會員和大學哲學教授，曾在比利時和巴黎接受神學教育。後來，他離開了耶穌會的聖依格納西奧教團，自願當了“工人神父”。他先當木匠，後在貧困的烏拉圭北部當砍甘蔗的農工。1968年2月，他率領一支砍蔗工隊伍走遍烏拉圭，最後駐扎在首都市郊，公開號召反政府起義，在受到通緝後潛逃，建立了“地下教會”。薩法羅尼深受烏拉圭教內外青年的崇拜，追隨他的人稱他“被禁止的基督”。
墨西哥城附近有一座美麗的小城，叫奎納瓦卡。這個地區的神職人員不約而同地為傳統的天主教注入了現代化的活水，他們的確“解放”了神學。
奎城附近有一座本篤會修道院，院長是比利時修士格雷瓜爾‧勒梅西耶。他運用心理分析研究人們選擇宗教道路的原因。比利時天主教在接受現代知識方面是有傳統的，該國的盧萬大學是傳播現代天主教思想的中心。勒梅西耶提出了教士的心理變態間題，試圖分辨真正的信仰和出自變態的信仰。勒梅西耶本人於1961年1月17日開始接受心理分析，此事被看成20世紀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羅馬教廷嚴厲譴責了勒梅西耶的做法，他和他的同道們被迫離開了修道院，組成了一個“普通基督徒”團體，在奎城附近建立了一所心理分析中心，繼續從事上述考察。這個中心吸收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參加，人們在那裡從事各種勞動，集體接受心理治療。1969 年，羅馬改變了態度，允許青年男女在初步決定加人僧侶隊伍之前過一段世俗生活、上大學、從事各種職業，以考驗自已的信念是否真誠。這時，人們又開始重新重視勒梅西耶許多年以前-就開始的嘗試。勒梅西耶在一次演說中這樣說道︰“早晚有一天，人們會像我們這樣做的，未來的神父將不再是判斷良心的法官，而是引導良心的導師”。
奧地利籍神父伊萬‧ 伊利奇受過高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育，得到教皇胡安二十三世的信任，享有“閣下”的尊稱。伊利奇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機構工作期間，一貫反對富國通過教會向窮國提供的經濟援助中所包含的文化殖民主義色彩，他明確站在窮國人民一邊，大量揭露拉丁美洲的真實情況。他於60年代在奎城附近建立了一所“綜合文化文獻中心”，吸收各種宗教信仰、各種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參加；對拉丁美洲的現實進行社會調查和分析。其出版物向墨西哥國內外100多個圖書館發行。由於這所社會調查中心的進步傾向和開明色彩，伊利奇受到羅馬教廷的傳訊，中心於1969年遭到查封，伊利奇在受到無理的審訊後辭去了教內一切職務。
在伊利奇的許多主張中。有關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獨身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他認為在未來的社會裡，神父不再由神學院畢業的專職人員擔當，而是由已婚的、有職業的男子來擔當；神職將不再是一項專職工作，而是一項業餘工作；可以讓住戶成為比教堂更常用的宗教場所。他甚至提出，已婚並負起教育子女職責的人比獨身者更有條件當神父。
伊利奇的這些思想是建立在對天主教體制批評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以梵蒂岡為中心的天主教會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官僚機構，修道院制度是教會體系裡一個腐朽的存在，他要求人們以對生活深刻的歡樂態度來迎接這一官僚體制的消亡。
勒梅希耶和伊利奇等 人的革新嘗試之所以能在奎城附近展開，與奎納瓦卡地區主教塞爾希奧‧門德斯‧阿塞奧的大力支持分不開。門德斯‧阿塞奧從1953年至1983年退休一直擔任奎納瓦卡的主教。他開始是一位保守的神職人員，後來在時代的感召下和現實的影響下明確擁護解放神學。在一次本地區的勞資衝突中，他堅決站在工人一邊，他說︰“我是衝突的一方而不是調解的法官。”
他表示︰“寧死也不當沉默的狗！”
由於門德斯‧阿塞奧的積極活動，一貫保守的墨西哥教會起了變化。門德斯‧阿塞奧還積極改革天主教的宗教禮儀，主張讓簡樸和歡樂成為教會的主調，他曾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上明確表述了這個意見。他用墨西哥人民喜聞樂見的“馬里亞奇”民間樂隊代替森嚴的歐洲式教堂樂班，用原始基督教裡親切的人道主義面孔趕走天主教給人們的刻板、嚴厲印象。這種更適合拉丁美洲人民天性的改革為門德斯‧阿塞奧主持的教會迎來了更多的教民，尤其是勞動者。
的確很難用簡單的語言來概括豐富的解放神學運動。它不僅有階級性很強的“窮人色彩”，也將很現代化的神職人員獨身問題提上了日程。“馬利諾會傳教士事件”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例子。
馬利諾外方傳教會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天主教傳教組織。這是個傳統上保守的傳教會，而它的成員卻在1967年制造了轟動的“馬利諾會傳教士事件”。
具有美國、墨西哥雙 重文化背景的該會修女馬喬里‧布拉德福德1964年懷著虔誠的宗教感情來到瓜地馬拉北部貧困山區的教會學校任教。嚴酷的拉丁美洲現實培養了她對當地窮人的同情，於是，在偏僻的高山上出現了修女和游擊隊親近的“大逆不道”的怪事。與她持同樣態度的還有馬利諾會的神父梅爾維耶兄弟。他們很快受到了馬利諾會總部和瓜地馬拉各方的注意。1967年，他們從瓜地馬拉失蹤，同時失蹤的還有25名危地馬拉富裕家庭出身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都曾受過他們的影響。不久，在瓜地馬拉和墨西哥邊境地區出現了一支新成立的“卡米洛‧托雷斯陣線”游擊隊。消息傳開，3名傳教人員受到了開除會籍的處罰。反叛者的行動還不止於此，修女布拉德福德與神父托馬斯‧梅爾維耶未經教會允許結了婚，此舉使他們兩人進一步受到了被革除教籍的嚴厲處罰。這就是“馬利諾會傳教士事件”的梗概。
為了澄清事實真相， 布拉德福德與梅爾維耶對新聞界發表了公開信和文章，開誠布公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除涉及自己的信仰與行動動機、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反動作用、拉丁美洲天主教會的歷史評估、資本主義制度的與基督教精神的抵觸，革命的暴力與反革命的暴力等重大問題外還直言不諱地表明了對大主教神職人員獨身的看法。
布拉德福德在公開信裡寫道︰“貞潔是一種價值，但我覺得人類的愛情具有更大的價值和不可估量的美。現在，我在婚姻中充分體驗著對一個男人的愛，這種愛使我對人類之愛更加敏感，我覺得如今自已更有能力去愛他人了。我們必須準備推辭享受修道院的和平與安寧為我們提供的幸福，我們必須奮起鬥爭爭取千百萬人已經獲得的權利，那就是在愛情中生活、像人一樣生活的權利。我們可能犯錯誤，但是人們永遠不能指責我們因為害怕而退讓，為了成為完美的人，我們不會害怕付出任何犧牲。”
托馬斯‧梅爾維耶在所發表的文章裡指出，大多數神父獨身是出於神職需要，並沒有認識獨身本身的價值。同樣，他們也沒有認識婚姻的價值。如果一個人對性生活實際上根本沒有體驗，就徹底放棄了性生活，這說明他們的選擇不是自由選擇，不是出於強烈的宗教信念。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名利的驅使和社會的壓力，有不少神職人員甚至是出於同性戀的窘迫而從事這一職業的。性是上帝給予的美德，性生活是美好、自然和有創造力的。《新約》中並沒有童貞比仁慈更重要的提示。當今世界面臨著墮胎、離婚等問題，如果神父不了解愛情，無法做人們的精神導師。獨身在崇拜男性美的拉丁美洲有一定的特殊困難。不應該懷疑獨身之價值，因為基督和聖保羅就是明確選擇獨身之路的榜樣，問題在於羅馬教廷把獨身作為必需條件強加給拉丁美洲神父，然而在教會史上曾有40個教皇結過婚，同時東正教會也把獨身作為神職人員的一種自由選擇。在這個問題上的寬鬆有利於人們認識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愛。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