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加拉瓜是一個中美洲小國，在這個一度被一個美國海盜竊取了總統職位的國家裡，在這個飽經苦難和戰火的國家裡，人民以其非凡的英雄氣魄在20世紀50多年的時間裡成功地進行了一場可歌可泣的革命戰爭。
這個國家有過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1895-1934）這樣的民族英雄。他曾用自己的積蓄購買武器彈藥，用沙丁魚罐頭制成“桑地諾手榴彈”，領導人民進行了7年抗美游擊戰爭，最後被受到美國唆使的索摩查集團誘騙殺害。
這個國家有過在美國支持下用暴政統治人民近半個世紀的索摩查家族，到1979年跨台前，索摩查家族財產高達20億美元，擁有全國40%的可耕地，掌握340家公司。這個家族在70年代還發明了新穎的“血漿工業”。低價購買尼加拉瓜人的鮮血，為美國的醫藥老板提供貨源。
這個國家有過用青春 熱血寫詩的愛國詩人里戈韋托‧洛佩斯‧佩雷斯。1956年，他在一次有國家要員參加的舞會上，近距離連發數槍，刺殺了暴君老索摩查，自己也被索摩查的衛隊當場殺害。他在臨行前給母親留下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決定由我來充當結束這個暴政的肇始人。”
60年代初，在古巴革命和拉美人民革命運動高潮的影響下，尼加拉瓜人民重新舉起桑地諾的旗幟，誓與獨裁政權決一死戰。獨裁者的暴虐和人民的正義使這場革命成為一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鬥爭。以桑地諾命名的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了，它一天天成為一個團結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陣線，並通過武裝鬥爭於1979年7月19日趕走了索摩查，成立了民族復興政府。
這場革命最鮮明的特點之一，是它得到了廣大基督徒的支持，它不僅在基層包容了大量天主教徒、新教徒，在領導層吸收了許多有資歷和威望的神職人員，而且在革命成功後的民族復興政府裡重用了大批宗教界人士；在革命政府裡，天主教徒多於非天主教徒，5名神職人員、6名普通教徒參與政府重要部門的工作，其中有文化部長、外交部長、桑地諾全國青年陣線副總協調員、尼加拉瓜駐美洲國家組織代表等要職。
尼加拉瓜革命以它的歷史進程證明，在那裡，基督徒與革命之間沒有矛盾。解放神學在尼加拉瓜得到了一個執政的例證。
這一切又可以追溯到桑地諾時代。桑地諾在開創革命事業之前是一個非常接近上帝敵人把這種色彩帶到了游擊戰爭中，有人稱他是一個神秘主義游擊隊員。1931年，拉丁美洲的革命高潮遠未出現，桑地-諾蓋章，簽發了一份題為《光明與真理》的文件，文件中寫道︰“萬物之始是愛，即上帝。愛的獨生女是神聖的正義。你們也許對末日審判的說法已經耳熟……我們應該把末日審判理解為消滅地球上的非正義，讓光明和真理的精神，即愛。主宰大地……不要害怕，我親愛的兄弟們……我們很快就會在尼加拉瓜取得徹底的勝利，那時，我們將點燃投向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無產階級火藥’的導火線。”
宗教感情為這場革命增添了神聖的感情色彩。當桑地諾陣線惟一存活的創始人托馬斯‧博爾赫司令看到大量基督徒和神職人員涌入革命隊伍後，曾感慨地說︰“這個國家有-幸孕育了一批容易受民眾感情感動的知識分子和一批容易受革命感動的宗教人士。”
同樣革命發起者對神職人員的充分理解和高度信任也在這個國家裡創造了先例。桑地諾陣線領導的民族復興政府中有3位神職人員擔任部長級職務，他們的經歷濃縮了這個歷史進程。
在尼加拉瓜民族復興政府的文化部裡，有一位蓄著花白絡腮胡須、頭戴貝雷帽的慈祥老人，他就是文化部長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 1925- ）。人們並不稱呼他部長，人人都親切地稱呼他“神父”。
卡德納爾從小接受天主教耶穌會的教育。他自幼喜愛文學現在仍是尼加拉瓜知名的優秀詩人。1954年，卡德納爾參加了反對索摩查獨裁政權的一次起義，起義失敗後，他的幾個朋友犧牲了。1956年，卡德納爾經歷了精神上的一次巨大轉折，加人了天主教修會。1965年，他出任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的神父，同時在尼加拉瓜地區的索蘭蒂納梅群島上創建了一個貧苦基督徒的宗教團體。
12年裡，在美麗的尼加拉瓜湖中這個靜謐的群島上，卡德納爾和他的同道們力圖創造一種新型的修道團體。他們教當地的農民改良農業技術，幫助他們建立合作社，組織他們繪畫、寫詩、從事手工藝創作，幫助他們向外界介紹和出口自己的藝術品，也和他們一起討論神學問題。
1968年仍處在地 下的桑地諾陣線的主要領導人親自寫信約見卡德納爾，希望他參與反對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這是桑地諾陣線與宗教人士的第一次接觸。以後，卡德納爾作為桑地 諾陣線的代表頻繁地出訪許多國家，為尼加拉瓜人民的正義鬥爭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持。1976年他勇敢地在羅馬的羅素法庭上不顧生命危險向世界揭露索摩查獨裁政權侵犯人權的罪行。
革命勝利後，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3次邀請卡德納爾出任政府文化部長，他在經過了激烈的思考後，同意暫時接受這一職務。他說，也許就像基督讓他的使徒們給人們分送麵包和魚一樣，我感到上帝安排我在這個位置上給人們分送文化。卡德納爾努力工作著，把在索蘭蒂納梅取得的群眾文化活動經驗向全國推廣。然而，對於修道士和詩人卡德納爾來說，當部長意味著“背上一個十字架”。
沒有人理解，在部長工作中，最使卡德納爾頭疼的竟是出席會議和外交禮儀。他說，我一生中經歷過的最艱難的階段就是當都長和在修道院裡當見習修道士。他常常在煎熬中度過那些禮節性場合，一邊赴宴一邊用手在餐桌下數念珠做玫瑰經祈禱。一次，他甚至天真地問別人︰“切‧格瓦拉是否也出席那些禮節性場合？”
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污蔑說，卡德納爾當部長是出於對權力的野心。卡德納爾對一個朋友披露說，人們往往把被罷免叫做“下台”，而我卻把被罷免看做“高升”，我現在當部長的時候，正是我感到自己“下降”的時侯。
這位修道士全憑著對上帝和人民的愛堅持在文化部長的崗位上，他知道那正是尼加拉瓜的關鍵時期。革命缺少幹部，人民迫切需要他留任。他默默忍受著別人無法體會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衝突、外人的誤解，還有修道士的孤獨。當人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之後，卡德納爾一個人靜靜地守在孤寂的空屋內——他曾說︰“我不否認我的生活是悲慘的。我的安慰來自人民的親情，我在和人們接觸時能觸摸到這種親切的感情。為了人民我這樣做，為了人民我保持著孤獨，這種孤獨直至死亡來臨才會結束。”
1981-1982年，保守的尼加拉瓜主教團要求卡德納爾等三位部長放棄在民族復興政府裡的職務。當時尼加拉瓜革命正處於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嚴重威脅之中。基督徒的良心告訴卡德納爾，不能在這樣的時刻拋棄人民。主教團再次提出以特例的方式處理3人的問題︰他們可以暫時留任，但必須自動放棄在尼加拉瓜國內外的任何公開、私人場合行使神父職權、包括主持彌撒的權利。
是做上帝的使者還是做人民的部長？在革命運動中得到統一的矛盾卻在教會組織中成為不可調和的對立。在3位神職人員兼部 長與尼加拉瓜主教團談判期間，拉美各國、世界各地的群眾和神職人員，包括20名世界知名神學家寫來了幾百封聲援信對他們表示支。1985年，羅馬教廷下達了最終判決︰如果不放棄政府職務，卡德納爾必須暫停以神父身份進行的一切宗教活動。卡德納爾勇敢、沉靜地接受了上述判決，但他表示︰“我只是沒有服從一條教規，但是我沒有不服從上帝。”
卡德納爾被迫放棄了主持聖事的權利，但他主動保持著要求神職人員做到的一切犧牲和應盡的義務，其中包括獨身，他說︰“我的這個權利誰也不能剝奪。”
另一位擔任桑地諾全國青年陣線副總協調員的費爾南多‧卡德納爾（Fernando Cardenal）是耶穌會教士，也是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的弟弟。在大學工作期間，他一貫支持進步學生運動。1970年，他與100多名天主教大學的學生在首都的大教堂裡舉行了饑餓示威，要求獨裁政權釋放被捕並瀕於死亡的學生代表。他們在連續三天半的時間裡，每15分鐘敲響一次喪鐘，日夜不停，得到了成千上萬馬那瓜市民和學生的支持，終於使獨裁政權讓步。費爾南多於1977年參與桑地諾陣線的革命工作，革命成功後，由於他的教育工作經歷，受革命政府委托領導了全國掃盲運動。尼加拉瓜當時有51%的文盲，人們熱烈歡迎這一充滿仁慈精神和人道主義的運動。大街上貼著這樣的標語︰“像愛你自已一樣愛他人，教別人識字吧！”
人民的熱情使費爾南多確信自己選-擇的道路就是上帝指引的道路。桑地諾陣線把教育整個青年陣線的任務委托給了這樣一位對人民充滿愛的教士。但是，1985 年，費爾南多受到了被耶穌會總會開除酌處罰。面對上帝，他感到心情十分平靜。實際上，在拉美其他國家裡，如哥倫比亞，教育部也有耶穌會員任職，然而他們並沒有受到任何非難。費爾南多感到羅馬的決定是出於教皇與美國政府間的一種交易。無理的處罰更加堅定了費爾南多的宗教信仰。此後，他以更加徹底的獨身來表達對窮人宗教的忠誠。
米格爾‧德‧埃斯科托（Miguel D'Escoto）是天主教馬利諾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出生於一個富裕尼加拉瓜人家庭，從小長在美國但是他自幼痛恨富人，同情窮人，這種感情使他選擇了傳教士的道路。 1975年，他開始與桑地諾陣線接觸，革命成功後，他出任政府外交部長。一次在訪問蘇聯時，那裡的人不知怎樣稱呼他才好，於是就稱他“部長神父同志”。 像其他神職人員一樣，埃斯科托也從革命和人民中獲得了許多豐富的精神養料。
他經常在戰鬥、工作之餘與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和戰土們討論神學問題，他發現那些自稱無神論的革命者在精神上與真誠的基督徒有很多相似之處。1985年，他像埃內斯托‧卡德納爾一樣受到了羅馬教廷的處罰。當他得知，他們從此連主持私人彌撒的權利也被剝奪時，感到十分委屈，曾有過“找個女友”的半分鐘的遲疑，當晚他哭了整整一夜。但是，埃斯科托絕不願意用虛假的服從去背叛良心，背叛人民。他說︰“在這場搏鬥中，十字架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我就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擁抱它。”
尼加拉瓜革命中的神父們用血和淚的體驗實踐了解放神學的精神——愛窮人就是愛上帝。1980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全國委員會發表了《關於宗教問題的正式公報》，這是一個革命政權對信教者表示充分信任的文件。文件中寫道︰
“一個宗教信徒同時 也可以成為一名革命者，二者之間沒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教徒們已經成為我國革命歷史的組成部分，這種結合達到了拉丁美洲（也許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運動從未達到的程度。這一事實為其他地區的基督徒開闢了參加革命的新的更加誘人的可能性——不僅在為政權而鬥爭的階段，而且在其後的建設新社會時期。”
廣大基督徒在艱苦的 戰爭歲月裡用神聖、信仰和希望等觀念為革命增強了必勝的信念，在革命成功後的日子裡又以基督教的仁慈情懷影響著革命政府的政策。桑地諾陣線有一個口號︰ “戰鬥中要堅決，勝利後要慷慨。”
桑地諾陣線在革命成功後廢除了死刑和無期徒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取消了死刑的革命，並強調監獄是改造人而不是懲罰人的地方。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在革命成功之前對這一點就有預見。托馬斯‧博爾赫司令曾經說︰“我們擔心，在尼加拉瓜這樣一個罪惡連年的國家裡，革命的成功會造成與革命精神不成比例的無政府主義與暴力。當我們接近這些宗教人士時，常常想，他們應該能做一些工作，防止這種預見到的暴力發生。”
這位桑地諾陣線的創 人在革命成-功後領導內政部時說︰“英雄的兒子和殺害英雄的凶手的兒子同樣應該受到愛心的關照。”
1990年，桑地諾陣線不顧美國大力支持尼加拉瓜國內反對派的壓力，勇敢地按照民主程序舉行了全國大選，以微弱的差額失去了政權。卡德納爾等宗教人士並沒有因此失去信念和希望。卡德納爾口到了他闊別多年的索蘭蒂納梅，間時繼續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尼加拉瓜革命的正義性和這場解放神學實踐的意義。他在一篇題為《天國，請為我們降臨大地》的文章裡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知道現在許多人都不敢談馬克思主義，更不敢談共產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然而我發現，在蘇聯和東歐遭受災難之後，左派中沒有垂頭喪氣的一般是基督徒……一個西班牙人在馬那瓜訪問了我，他告訴我他不久前參加了共產黨，現在感到迷茫和絕望，並想知道他該相信什麼，期待什麼——他需要-某種引導。我到處踫到這種惶惑，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或革命的基督徒、解放神學家不在其中。”
尼加拉瓜革命中的解放神學實踐觸及了宗教與杜會主義的關係間題，實際上，這個問題自始至終是解放神學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大多數解放神學家在感情上傾向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對當時存在的社會主義模式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前蘇聯的變化證明，缺少精神上的超越性、單純經濟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社會學的理論是不完善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宗教只會得到改造，而不會消失。他們向往一種更加符合基督教原則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那位被列入暗殺黑名單的巴西主教卡馬拉認為，社會主義並不只有一種模式，主張尋找一種與唯物主義沒有必然聯繫的社會主義。
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宗教問題上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很早就敏銳地覺察到了解放神學的重要性。1968年1月，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卓別林劇院的文化大會閉幕式上高度贊揚了解放神學，“這真是歷史的悖論︰怎麼在我們發現一些宗教人士轉變成革命者的同時，卻不得不承認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正在轉變成教會式的（保守） 勢力？”
後來，卡斯特羅越來越關心這一運動。1969年1月，古巴專門召開了紀念卡米洛‧托雷斯神父的大會，並以卡米洛‧托雷斯的名字命名了一所農村學校。1985年，巴西道明會教士弗雷‧貝托發表了與卡斯特羅長達23個小時的訪談錄，輯為《菲德爾與宗教》一書，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卡斯特羅在書中說︰“解放神學意味著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根源，重新翻到了它自己最動人的、最富有魅力和英雄氣概的、最光榮的一頁歷史……這一重要性迫使拉丁美洲所有的左派意識-到，解放神學是我們時代所發生的最很本的偉大事件之一。”
在同一書裡，卡斯特羅還這樣說︰“我相信，在昨天的紀念為宗教信仰而獻身的烈士祭壇上，可以安放今日為人民犧牲的革命者。我認為歸根結蒂，宗教烈士和革命英雄都是大公無私的人。沒有這種品質，既不會有宗教英雄也不會有政治英雄……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信任一個虛假的基督徒，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會信任一個虛假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這樣說，如果他是一個天主教徒的話，如果他屬於教會的話，他具備了一個聖徒的全部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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