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與基要主義的分別

 　　福音派在尊重聖經權威的同時，也非常重視聖經研究。他們並不回避聖經批判學及各種對聖經詮釋的理論和結論，但卻指出聖經批判學本身有其前設，並非如其宣稱般的客觀或科學。

十九世紀不少自由主義的學者否定聖經所記載的神跡奇事為虛構，並非在於他們憑任何科學方法證明了神跡的不可能，而只是他們按照實證主義的前設，把一切超自然的記述排除出研究範圍之外，甚至進而否定其在現實世界的可能性吧。

而在二十世紀初，那些歷史批判學者在發現同一卷書有兩段 似乎不全諧合的經文時，他們的做法往往是無限誇大這兩段經文的差異，並主張它們是各源自不同的傳統——反正他們一開始便認定聖經只是一個大雜燴，故任何一卷聖經都有十來個不同的傳統在其中。福音派學者接受對經文作歷史的、文體的、形式的、修辭的批判，但卻要指出這些批判有其本身的前設甚或信仰。

　　同樣地，福音派對神學研究持較寬廣的態度，不會自設門牆，拒絕與不同傳統的人溝通對話。他們相信真理是經得起學術的考核討論的，若是在辯論中失敗了，該負責任的仍只是辯論者而非真理自己，並且這將策勵他們繼續努力從事研究工作。

無論如何，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並不是一個做學問的合宜態度，不戰而退、自行棄械的做法更是要不得的。我們看到近數十年來，有大量具福音派背景的信徒在那些自由派的神學院（或大學的神學系）畢業，可以說，福音派對別的傳統的瞭解，遠較別的傳統對福音派的認識為多。再者，在神學討論上，福音派亦愈來愈具自信，逐漸減少那種抗爭性與護衛性的態度，可以較持平地檢視自己與對手的強弱得失，取長補短，豐富自身的傳統。

　　福音派對社會與文化持較正面的態度。雖然他們並不相信人有能力在地上建立天國，亦不認為社會服務或政治改革便等於福音的傳遞和彰顯；但是，他們卻同意基督徒在領受福音使命的同時，亦承擔了一個文化使命，故對所處的世界及其內的人民有推卸不掉的責任。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在救濟和一般性建設（教育、醫療）事工上有頗多貢獻；惟是在對制度改革與暴力革命的問題上，他們仍無法取得較為一致的看法，他們往往也苦於缺乏社會分析與策略厘訂的理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