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的身體與現在的身體有什麼不同？

 

 

    在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中，保羅討論了地上的肉體和復活的身體之間的巨大差異 ( 見哥林多前書 15:35-57) 。將地上的肉體與天上 (復活的)身體的光輝相對照，保羅說：「所種的是必朽壞的 ，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 。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哥林多前書 15:42- 44，強調補充)。簡而言之，我們復活的肉體是屬靈的、不朽壞的，並且在榮耀和能力中復活。

 

    通過第一個人亞當，我們得到了我們自然的身體，非常適於地上的環境。然而，由於墮落的緣故，它們變得容易腐爛。由於悖逆，人類變成了凡人。衰老、惡化和最終的死亡現在影響著我們所有人。我們從塵土中來，並歸於塵土 (創世 記3:19 ;傳道書3:20)。另一方面，我們復活的身體將"不朽壞"。他們永遠不會經歷疾病、衰退、變質或死亡。而且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 哥林多前書 15:54) 。

 

    由於墮落，我們"蒙受恥辱"。我們最初是完美的，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創世記1:27)，但是罪帶來了恥辱。然而，信徒們有這樣的應許：終有一天，我們不完美和不光彩的身體會在榮耀裡復活。從罪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我們復活的身體將是可敬的，完全適於取悅和讚美我們的創造者直到永遠。

 

    我們目前的身體也有軟弱和衰弱的特徵。不可否認，我們在地上的"殿"是脆弱的，易受在人類中肆虐的各種疾病的影響。我們也被罪惡和誘惑所削弱。然而，總有一天，我們的身體會在能力和榮耀中起來，而且我們將不再受制於今天充斥著生活的缺陷和脆弱。

 

    最後，復活的身體將是屬靈的。我們自然的身體適於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但這是我們能生活的唯一領域。"血肉之體不能承受上帝的國" (哥林多前書15:50)。復活以後，我們會有一個"靈性的身體"，非常適於在天堂居住。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將僅僅是靈——靈沒有身體——而是我們復活的身體不需要物質的支持，也不需要依靠自然的方式來維持生命。

 

    當我們回想起耶穌復活後的樣子，我們就會看到我們復活的身體會是什麼樣。 他仍然有明顯的傷口，他的門徒可以觸摸到他，但他卻能毫不費力地行走，並且隨意地出現和消失。他可以穿過牆壁和門，也可以吃、喝、坐、說話。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卑賤的身體"將會"和他榮耀的身體相似" (腓立比書 3:21)。的確，由 罪所造成的肉體的限制，阻礙了我們在地上完全服侍他的能力，它將會永遠消失，使我們得以自由地讚美和服侍並榮耀他，直到永遠。

對苦難的反思

    很多人以為舊約中約伯記是解答苦難的問題，不過，上帝並沒有回答約伯的問題（伯卅八至卅九章）；但祂說話，表示祂在場。

 

苦難與上帝論

 

    在神學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苦難問題很自然成為上帝論的問題。在生活裡，很多人會說，當人面對苦難的時候，不是問「為甚麼」（why），是問「如何」（how）。例如：如何應付壓力、情緒低落、抑鬱？如何獲得正能量？如何逆境自強？心靈如何得醫治？不過，仍然不能逃避「為甚麼」（why），因這是人生根本意義的問題，直接影響我們對上帝的理解。

 

    而聖經有很多敘事與詩歌的文體，表達人內心的矛盾。希伯來人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亦同時承認苦難是難以解釋的。基督教神學高舉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全善」，亦同時強調上帝的預定論。面對人生的苦難問題，基督教神學的重點：是證明雖然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因，但祂不是造成苦難的原因，不必為苦難負責任；因上帝是正義的（「神義論」Theodicy）。

 

    「神義論」很有意思，卻不能圓滿地解釋為甚麼人世間有苦難。那麼，究竟基督教神學是否為了高舉上帝的超越、完美，不變，就不願、不敢面對人間的苦難呢？

 

十架上的啟示

 

    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正好說明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中彰顯出來。他強調上帝不是在大自然的榮耀中啟示自己，而是在十字架的軟弱中啟示自己。

 

    路德沒有逃避苦難的問題，相反，他嚴肅地面對，認為上帝在大自然中隱藏自己，卻在十字架上啟示自己。路德認為我們不能夠完全認識上帝，因為上帝有隱藏性，我們只可以知道上帝要我們知道的事。

 

    路德強調，耶穌基督為我們承受苦難而死，與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受苦僕人」的形象相同。耶穌基督主動以公義代替不公義，祂本來不需要受苦受死，但是祂願意為世人付上自己的生命。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受苦僕人」與耶穌基督主動的代罪犧牲，成為我們面對苦難時的激勵。當我們覺得受到很不公平的對待，或是面對個人突如其來的重病、家人朋友離世的痛苦，我們可以默想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當我們回到聖經的時候，發現上帝是與人同行的上帝，是進入人生歷史的上帝，是進入人類歷史的上帝。這是上帝的「內在性」。這位「內在」人間的上帝，又是「超越」人間的上帝（弗四6）。

 

    耶穌基督的父上帝，既是「超越」眾人與世界的，同時卻願意進入人類世界，在人類歷史中與人相遇。我們在人生歷程中亦有與上帝相遇的經驗，上帝亦在人的心中留下一種追尋永恆的渴望。

 

 

良善的上帝怎會造邪惡世界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

 

    一個全然沒有苦難的世界，將是一灘死水，沒有漣漪的靜美、不見波濤洶湧的壯闊；就因為如此，上帝給了人類最偉大的禮物：自由意識，可以為自己做選擇，縱使人們有可能跌倒或犯錯、犯罪，帶來苦難...

 

    與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各自獨立發明微積分，而又被譽為歐洲文藝復興後當代最博學的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對於苦難有種深刻的體認。

 

    他雖然出生書香世家，承繼一個豐厚藏書的私人圖書館，14歲就進入萊比錫大學就讀，精通各類領域，畢竟深受歐洲在宗教改革後慘烈的30年戰爭、瘟疫大流行，以及個人在誰是微積分發明第一人的爭論中遭到牛頓莫須有的汙衊和學術界無情的攻擊，他懂得什麼是苦難。但他出生在神聖羅馬帝國幅下的萊比錫，圍繞在強烈基督教氛圍、出生後就受洗，6歲失去父親，被敬虔寡母親自扶養，他對於信仰有著堅定的信念。

 

    而當代的歐洲思潮充滿理性主義，使得對於闡述這世界的殘酷現狀有了義不容辭的使命－萊布尼茲提出了他最重要的神學理論：「神義論」(Theodicy)。

 

    早在1710年萊布尼茲出版《神義論：關於上帝美善、人類自由和罪惡起源的論文》之前，「神義論」是基督教傳統的信念，《舊約》中的《約伯記》、柏拉圖學派最著名的哲學家普羅提諾(Plotinus)、早期教父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和愛任紐(Irenaeus)都曾提出神義論，來說明上帝的「三全」：全愛、全知、全能。

 

    神義論提出：何以全然美善(全善)的上帝和罪惡滿盈的世界弔詭地(Paradox)同時存在？良善的上帝怎會創造出邪惡的世界？

 

    萊布尼茲樂觀地承認「這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這個最好的世界也就證明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本質、上帝的全能－這個至高的存在，有能力將因罪惡而生的苦難，轉成喜樂的幸福。

 

    上帝當然有能力創造出一個全然沒有苦難的世界，那世界將是一灘死水，沒有漣漪的靜美、不見波濤洶湧的壯闊，生命會顯得多麼無聊與孤寂啊。就因為如此，上帝給了人類最偉大的禮物：自由意識，可以為自己做選擇，縱使人們有可能跌倒或犯錯、犯罪，帶來苦難。

 

    因此，耶穌才會不避諱地直言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也因為苦難的存在，彰顯了上帝另一個偉大的本質：主有大能、至美的救贖。沒有苦難，上帝的救贖就成了毫無所用的廢棄物。上帝焉會製造垃圾呢?－苦難註肯定是上帝化了妝的祝福。

 

    上了大學，修過微積分的人都知道牛頓發明微積分，也知道他的運動定律導衍出「自然神論」，認為上帝創造了這世界，就讓這世界照著他設計的法則運行，猶如一個鐘錶匠製造了鐘錶，容讓鐘錶自行規律地唱時，彷彿這世界與已無關。

 

    但微積分的另外一個獨立發明者萊布尼茲，在理性主義蔓生的世代，卻體恤到人類面對戰爭、攻擊叢生，卻指出上帝至善的本質，肯定上帝之救贖行動。而且只有《聖經》明明地說到，耶穌就是那條唯一的道路。祂叫我們放心，祂已經勝了這世界所有苦難。

 

 

 

更正教神學的奠基人

 

　　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和馬丁路德均是宗教改革的主將。倘若說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始創者，則加爾文便是更正教神學的奠基人。

　　對馬丁路德來說，宗教改革乃是基於一樁偶發的事件，為回應大公教會某個錯謬的行為而逐漸牽引發展，最後他才曉得原來要對付的不是某個個別的教義，而是整個大公教會。

      路德並非一開始即反對教皇制度或大公教會，卻是一步一步的被迫走上與整個宗教建制相決制的不歸路。因此，他沒有預先搭建一套周密的宗教改革 的神學，訂定一個整全的改革方略，然後按部就班地付諸實踐；卻是因應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不斷調整自己的想法，不斷擴大與傳統對抗的幅度，甚至可以說他每 個行動均是回應性和事件性的。

      路德的神學思想如同其行動一樣，也是片斷性和回應性的，針對著當時大公教會的某些錯誤觀點而提出答辯，故在許多地方，必須連同當時大公教會的教導起參看，方能明白個中的所以然。無疑，路德有不少上佳的神學洞見，但卻缺乏一套完整的神學思想系統，為更正教神學奠基。同是宗教改革家，比路德年輕二十六歲的加爾文所走的路則迥然不同。他在年輕時便認同宗教改革的基本主張，過去亦未受經院神學的薰陶（甚至未曾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跟大公教會的神學傳統淵源不深，不會如路德般有太多感情或習慣上的糾纏（路德起初連告解禮也不願放棄），為傳統的存廢延輟問題而斤斤計較。

      另方面，他又是一個思想清晰、受法律學嚴格訓練的學者，故可以通盤地思考建立一套理路周密、首尾通貫的更正教神學。除了1539年為公開反駁沙杜裏多樞機主教 （Cardinal Sadoleto）而寫的《答沙杜裏多書》（ Reply to Sadoleto）外，加爾文沒有跟大公教會的神學家作過甚麼直接論辯，卻是自成體系從事神學建構，故他的神學思想遠較路德清晰和有系統。

      加爾文神學雖容 易惹人反感，卻不會教人產生誤解。加爾文的神學思想為更正教賦予獨特的身分性格。要是沒有他在神學思想上的貢獻，宗教改革也許只停留在一連串個別的歷史事件的地步，而不能發展成一個活潑而有生命的信仰傳統，將不同地方偶發的行動貫串起來。特別是在十七世紀，面對著天主教強烈的攻擊，只有加爾文主義能旗幟鮮明地高舉更正教的神學立場，確定其獨特的信仰身分。

      無疑更正教存在著路德宗、聖公宗、重洗派等不同傳統；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神學傳統就其系統性和全面性而言，可以與加爾文的改革宗傳統相比擬。這也解釋了為何改革宗傳統傳播的幅員最遼闊，影響也最廣大。

公理會

   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m)之介紹  ,

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m)之介紹

 

      第一個傳播公理派思想的人是布饒恩（Robert  Browne，1550 - 1633AD）。1581年，當英國伊莉沙白在位時，他為了教會行政制度的問題而脫離英國教會，稱為Seperationist。在諾域治（Norwich）組織了一個公理派教會。因這缘故，他曾坐監。釋放後流放荷蘭的密得爾堡（Midd1eburg）。

      公理派主義強調每個教會獨立聯於主，自行選擇牧師、教師、長老和執事。教會間沒有從屬，但卻有弟兄相愛和互相幫助。在需要時，各教會可以派代表開會。會議的決定，也是各教會各自決定是否採納。教義及崇拜方面，他們屬于加爾文派。

       1587年，倫敦一位律師名叫巴饒（Henry  Barrow，1550 - 1593）和一位名叫革林武得(John Greenwood) 的牧師，也因舉行獨立聚會而遭監禁。在獄中，他們寫了幾篇關乎公理派原則的文章。這些文章攻擊安立甘派和清教徒派。後來被偷運到荷蘭出版，結果公理派思想得以廣傳，並且吸引了一位名叫強生（Francis  Johnson）的清教徒牧師加入。在1592年，公理派教會在倫敦成立時，強生被選為該教會牧師，而革林武得擔任教師。

      第二年春天，巴饒和革林武得不肯承認女王伊莉沙白是教會的元首，因而上了斷頭台。後來國會通過法規，所有不承認女王為教會元首，又拒絕參加主教制教會聚會，並且參加那些不按國家公禱書所定的儀式聚會的人，一概放逐。因此，大部份倫敦公理派信徒都逃到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後來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影響下，公理派主義越來越趨重要。1658年九月廿九日，公理派長老們聚集一起，制訂一份信條。在克倫威爾死後第廿六天，大會在英國倫敦的薩浮宮(Savoy Pa1ace)制訂了「公理派信仰與制度宣言」。該宣言將加爾文派的西敏寺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全部放進公理派信條中。

浪漫主義與基督教文化

 

  　　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在文學上有深遠的影響，也影響著文化。

　　 在文學上和哲學上，浪漫主義，很難找出統一的定義；一般說來，是相對古典主義的規律，和寫實主義的理性而言。但從歷史觀點來看，杜蘭特(Will Durant)以拿破崙為代表，稱之為“The Age of Napoleon”，見於其所著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則對於拜倫(George Byron)給予甚大的注意。

　　 浪漫主義的背景，是對於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的反應。其影響不僅見於文學和哲學上，也見於政治和文化：以情感重於理性，則道德成為不必要的枷鎖；學院派的知識，是正規的，也是沉悶的，比不上“天才”更為人嚮往，也更富刺激性，和傳奇性。當時人的思想，以為歷史不過是天才和英雄的注腳。

　　 這樣的人物，幾乎被認為有神話般的能力和特權，不會發生錯誤，或有錯誤也應該被容忍和接納。可惜，連一些有名的人，也抱此見解，成為英雄崇拜，甚至超越愛國的情操。

　　 當拿破崙橫掃歐洲的時候，被征服的德國，對他也存有好感，或是期望。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蔑視普魯士，崇拜拿破崙，對法國在吉納(Jena)的勝利歡欣；據說：當他看見拿破崙乘馬耀武揚威的經過時，贊歎說：“這是馬上的絕對精神！”(The Absolute)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也對拿破崙崇敬不已。

  　　文化被染污了，盤根錯節，循環影響不已。浪漫主義，也侵染到宗教範圍。　　 浪漫主義時代，約當遠方宣教時代。當遠方宣教運動興起的時候，有些宣教士心底也有這種情結。他們本來該有超越世界的價值觀，不過，看到了心目中的“英雄”爬上當權的寶座，雖然有功利主義的驅使，也不免這種崇拜的心理，以為他們作甚麼都是對的。

　　 領袖氣質的charisma, charismata本來是“恩賜”的意思，被視為與天才相同。中國儒家傳統，一向注重品德，但對於神武英明的領袖，由軍閥而登位，被看作是“奉天承運”；在位者被奉承得頭昏，也以為自己不會錯，不會失敗，就成為犯錯誤以至失敗的種因。

　　 宗教領袖如果被浪漫主義薰染，人捧他為領袖，他也自居領袖，就失去了謙卑，也不能蒙恩。他自己以為得著了，不需要再追求，就停步不進：天才不需要向人領教，不需要讀書；更麻煩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領袖，不得不阻止別人進步在他前面，不僅不培養後進，還要嫉妒後進，把他們打壓下去。

　　 看看真正的天才是怎樣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1861-1865)。他是所有美國總統中，受正式教育最少的，卻是最受長久愛戴的總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缺欠，並且努力求進步。

　　 在教會中，也有不受教育的限制，而有成就的人。最為人所知的是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他從十七歲任牧職；不滿二十歲，即受邀任倫敦新公園浸信會牧師。他所受正式教育自然有限，更沒進神學院；但他從未停止讀書。他也繼 續為主所用。他的講道，使許多人得到造就，今天仍然不衰。

　　 本仁(John Bunyan,1628-1688)所受教育甚少，出身補鍋匠，英國內戰中當過兵；皈信基督後，成為非國教會的領袖。他寫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是聖經以外最有名的作品，被譯為許多種文字；不僅銷售得多，也使人得造就。他誠然是自學成功的例子；但他在靈命和學識上，也是沒有停步的進展歷程。

　　 牛頓(John Newton,1725-1807)是牧師兼聖詩作者，他所寫的“奇異恩典”，多年來最受歡迎。他由水手，淪為奴隸，而作販奴的船長，信主後，成為有名的 牧師，常被當作不學成功的典型。事實上他不斷的求進，可說是自學成功；也繼續創作不少聖詩。

　　 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1863-1945)是另一個自學成功的例子。他非出身國教會，又缺乏動人的學歷，故於1888年，申請入衛理公會事奉，但被拒絕了。但他 精熟於聖經，成為著名的聖經教師；曾航越大西洋五十四次，在美國教導，很多人得造就；有著作六十餘冊。

　　 其實，這些人都不是生而知之的例子，而是謙卑刻苦學習的典型。影響教會最深遠的奧古斯丁，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以為連我們的語言都是學習來的；並說：那些反對教育的，正是需要教育的人。改教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也非常注意教育。英國循理運動的領袖約翰.衛斯理，更說：如果不讀書，教會存在不到下一代。

　　 雖然他們自己並沒有那樣講，有許多人將他們的成功，像浪漫主義一樣，完全歸之於天才，恩賜，而忽略其個人追求努力學習。更不幸的，襲用近似諾斯底派的術語 “亮光”，不注重傳統的釋經，而自己“看見”，頗像禪宗的“頓悟”；而且附會“經歷”，“領受”，以不參閱前賢著作而自豪，以為是不落前人窠臼。殊不知他 們不過是舊瓶新酒，有的更且陷入異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跟從者也掉在坑裡。在美國，有幾個異端教派，就是這樣發明並發展的。

　　 使徒保羅，絕不是讀死書，卻是死讀書的榜樣。他明知自己即將殉道，缺衣禦寒，在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說：“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提後四：13）

　　 首席使徒彼得的書信中說：『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彼後三：15,16)

  　　這是清楚的勉勵和警告。使徒保羅有學問和神的啟示，到如同前賢先知的地步，不是每人都能達到的；要謙卑學習，謹慎奉行，不要自己求新好奇強解。

基要主義的成敗

 

  　　在自由主義神學氾濫成災之際，基要派奮起為傳統信仰辯護，其志當然可嘉；不過，多數教會史家都認為基要主義打了一場失敗的仗。在宗派和堂會方面，他們無法在美國北部任何宗派中取得優勢，促使原屬宗派接納他們的信仰。而在學術研究方面，自由主義更佔有壓倒性的優勢，甚至連長老宗作為保守派神學最後重鎮的普林斯頓神學院，在二十世紀初也告失守，1929年，秉持基要派信仰的教師被迫離校，另行創辦威斯敏斯特神學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事實上，由於基要主義太過強調與自由主義抗爭，放對一切自由主義所肯定的現代思想皆持反對的態度。他們有強烈的對抗和戰鬥的色彩，意氣成分甚重，許多時在批評某些新觀點以前，還未曾深入瞭解這些觀點的具體內容。例如，他們常常訴諸個人的情緒反應，視進化論為洪水猛獸（其實進化論並非主張人是由今天我們 所見到的猿猴演變出來的）；他們也一併反對所有與進化論相關連的自然科學，諸如生物學、地質學、地層學、古人類學等，宣稱地球只有四千零四年的歷史，因而往往給人一個無知與封閉的印象，甚至成為給人取笑嘲弄的對象。此外，他們對社會和文化採取消極防範的立場，主動放棄在學術世界和社會事務上的參與和發言權，這亦等於自絕公開見證信仰的機會，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因之減少了。

　　另一個悲劇是，在美國有不少奮興佈道家打著基要派的名義混跡江湖，到處招搖撞騙。他們以反智的口號來掩蓋個人的淺薄無知，用庸俗的奮興技巧來鼓動信眾，訴諸簡單的情緒反應；他們甚至禁止信徒運用理性來分辨其說法，宣稱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結果便製造出不少屬靈偶像來。就算這些人並未淪落到傳講異端邪教的地步，他們吸引大量盲目的追隨者，獲得大量的金錢奉獻，也很容易在道德人格上給腐蝕掉。事實上，從十九世紀開始直到今天，奮興佈道家將信仰庸俗化，製造出大量教會醜聞的事件，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屢見不鮮。

      八十年代末期，美國就有好幾位元著名的電視佈道家被揭發在私德上犯有嚴重罪行。當然不是所有奮佈道家都必然淪落為神棍，但我們可以確知一件事：任何人若是不帶條件地批評教會追求知識、忽略靈性，宣揚反智思想，他們就是在拆毀教會賴以防範異端邪說的機制，而結果將是讓那些既沒有知識卻偽裝有靈性的人霸佔教會。二十世紀初有不少這樣的自封基要主義者在教會往來，製造事端，基要主義的名聲自然被嚴重地玷辱了。

　　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為止，自由主義無論在教會抑或社會，均占壓倒性的優勢。

基要主義之信仰內容

 

　　如前所云，二十世紀基要主義主要來自兩大陣營：

      其一是時代論神學〔Dispensational Theology，相信上帝依據他的救贖計畫為人類歷史劃分成幾個彼此割斷的[時代] （Dispensation）〕。

      其二是加爾文主義舊派（Old School Calvinists），即普林斯頓學派。

      1892年，長老會大會（The Presbyterian General Assembly）接納了普林斯頓學院對聖經無謬誤的定義，並革除所有反對此立場的教授；1910年，長老會大會在聖經無謬誤的基礎上，草擬了五點信仰內容，要求所有傳道人信守。這五點信仰內容被稱為基要主義的五大要點。

　　基要主義的五大要點分別是：

      第一，聖經完全正確，絕無謬誤。他們不僅強調聖經含有上帝的啟示，而且宣稱整部聖經都是上帝的啟示。

      第二，基督由童女所 生。耶穌基督的誕生是一個超自然的神跡。

      第三，基督贖罪代死。相信耶穌基督的代替性贖罪(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與否--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受死，在我們身上產生某些功效，故這是人得救的必須，抑或他只為人樹立了一個捨身成仁的典範，引起人心中感動，因而悔改歸信——是評估一個人是否秉持正統信仰的一個基準。

      第四，基督從死裏復活。基督為童貞女所生是神跡，他從死裏復活也是神跡。

　　第五，基督在世行神跡。確認聖經理一切神跡記述的真實性。

　　時代論者（Dispensationalists）在1895年尼亞加拉培靈會（Niagara Conference）中，也提出了類似的五點信仰，惟是他們將第五點改為基督會在千禧年之前返回。

　　簡單而言，基要主義強調聖經的全然正確性，包括其中的超目然記載都是真實無偽的。他們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人類拯救的必須；人不能單因被基督感動而自行去惡遷善，人沒有賴以自救的資源，卻必須藉基督的替死，才能得著生命的轉化。

基要主義之歷史緣起

 

　　1910至1915年間，美國一些保守派的信徒編輯了十二冊小書，稱為《基要信仰》（ The Fundamentals），為基本的基督教教義辯護，確認這些教義為基督教所不可放棄的。因為自由神學放棄了基督教許多重要的內容，放他們要訂出甚麼是 不可棄的。在一位美國南部的富商贊助下，《基要信仰》一共發行了三百多萬冊。

　　因著這套小畫廣泛流傳的緣故，1918年後，基要派（The Fundamentals）成了保守派的代名詞。保守派信徒也如此自稱，並組織了一個基要派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