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與福音

　　律法是上帝向人類的生活與行為所表達的聖潔旨意，福音是為耶穌基督所完成與上帝和好的佳音。在全部教會歷史中，律法與福音有各種不同的關聯。
　　
　　在中古世紀有把律法與福音視為同一的傾向。福音有時被稱為新的律法，因為許多人認為守律法乃是與上帝和好的基本要素。
　 　路德馬丁以及宗教改革運動對於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另具慧眼。在正統的抗羅宗主義內，對於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又有不同的著重與表現，但卻有著基本觀念上的同 意。對改教者而言，律法被瞭解為給亞當的生命之道；墮落後，律法不再是敗壞的罪人得生命之路，因為人不能完全守住律法。因此律法——本身是好、屬靈的—— 就定了人的罪，人就需要另一條得生命之路，拯救他脫離罪孽。這條路是在耶穌基督裡預備的。福音就是好消息，那無罪的耶穌代替祂的百姓守住了律法，死了，是 為他們的罪受了咒詛，唯獨憑信心來接受祂的救工，並非靠著順服。所以福音就是生命，藉著那稱罪人為義的基督，赦免他們的罪，並將義歸給他們。
　　改教者對律法的用途有三種看法：
　　第一，律法對社會是一種服事，增進民事的公義。
　　第二，律法叫罪人知道自己有罪，催逼他來就基督。
　　第三，律法引導基督徒過聖潔的生活。
　　路德宗神學認為律法與福音之間的區分成為主要的組織原則。律法使人悔改，福音領導人相信基督。論到律法的第三功用，路德教導說，聖潔生活是從信徒的心中自然生成的，但律法的確幫助基督徒承認並面對仍然存留在他裡面的罪。
　　在改革宗神學中，律法與福音的區分乃是基礎性的，但往往是暗示性的，而非明確的說明。在改革宗神學中，律法與福音間之區分的主要表現，乃是在工作之約與恩典之約間的區分。論到律法的第三功能，改革宗神學教導說，信徒需要律法來引導他過聖潔的生活。
　　從歷史方面來說，路德宗與改革宗要適當地平衡律法與福音上都感到困難。失去平衡，不是一方面產生反律主義，就是一方面產生法理主義與道德主義。
　　反律主義強調基督徒已經脫去了律法的咒詛，以致忽略了信徒要天天認罪，並誠懇地追求聖潔。他們未能教導在稱義之後，不可避免地要進入成聖的過程。天主教就攻擊宗教改革，說它是反律主義，認為唯獨因信稱義會導致道德上的鬆懈。
　　早在一五三O年路德就表示擔心他的一位同工，雅其科拉會成為一反律主義者；路德批評雅氏未能適當地強調基督徒道德的責任。十七世紀時，幾位英國的加爾文主義者也被攻擊為反律主義者。在抗羅宗的頭三世紀中，反律主義者的數目很少，而在十七世紀英國的抗羅宗中，對此卻有相當的恐懼。
　 　就歷史方面來說，面對宗教改革，律法與福音的平衡上，在另一方面來看乃是道德主義與法理主義。道德主義者，或說新道德派如此強調基督徒的責任，以致順服 比信心果實更為重要，認為順服乃是因信稱義的必然因素。法理主義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基督徒的得救確知與喜樂，並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過度檢討自己思想的敬 虔。
　　道德主義在十八世紀的改革宗教會中如此普遍，甚至發生了幾項強烈的反應。在蘇格蘭有多馬波斯頓(Thomas Boston)，以及其他均對抗蘇格蘭教會中的道德主義。在美國由懷特腓喬治所領導的大復興運動，則更為成功地向教會中的道德主義挑戰。
　 　十九世紀達秘的時代主義是另一逃避道德主義的努力。律法被認為是在摩西時代的得救之法，而在新約時代恩典的福音乃是救恩之門。時代主義的實際功效，乃是 走向反律主義，尤其在基督為救主與基督為主間的區分發展上更為顯著。此一區分不但在神學方面是反律主義的，而且在事實上也領導並認定了基督徒道德的鬆懈。
　 　在努力平衡律法與福音上的另一影響，是在巴特的著述中。巴氏著書《律法與福音》，辯論說二者之間有基礎上的聯合，他與天主教的龔漢思步調一致地說，改教 者把律法與福音分得太遠，以致彼此對立。巴特把律法與福音合併，使他與龔漢思如同從一個鼻孔出氣，主張基督徒稱義，一方面是藉著基督的義歸給信徒，另一方 面是由於道德改變的結果，才將它的義注入信徒中。巴特的立場在不知不覺中，反對宗教改革者所說律法與福音的平衡，而走向道德主義；然而他的立場卻影響了福 音派的神學家，如福樂但以理(Daniel Fuller，1925年生)。
　　今日教會應當重新瞭解十六世紀改教者在他們的信條與神學中，闡述有關律法與福音合乎聖經的平衡教訓；瞭解這些教訓，對於平衡基督徒生活是非常基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