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4日 星期六

聖靈論與救恩論結合

 

    一般基督徒都曉得,在路德身上所肩負的改教使命,主要是高舉三個『惟獨』:惟獨聖經(sola Scriptura)、惟獨信心(sola fide)與惟獨恩典(sola gratia)。路德所揭櫫的這三項原則聖經、信心、恩典,都與救恩有關。但我們也發現,路德神學與聖靈的關連性相當高。例如,他認為乃是聖靈藉著福音的話運行作工,使人藉著信得著上帝的救恩;因此信是上帝奧祕的恩賜(mystical gift of God),使信徒能有分於上帝,與上帝成為一。若是沒有恩典與聖靈的運行,人無法蒙上帝悅納,也無法獲致使人得救的信。救恩乃是上帝所賜的恩典,是因著人的信,藉著上帝的話並由聖靈所完成。

 

    因此路德認為,上帝的話乃是上帝賜聖靈的管道(channel)。人聽到的是聖經的話,但上帝賜下的是祂的靈。有聖靈在裏面運行,人所聽到聖經的話成了上帝的話,人才能明白上帝的話。因此有上帝的話,就必定有聖靈的運行。

 

    路德強調,聖靈不會毫無憑藉、漫無目的進到人裏面來運行,聖靈是藉著上帝的話運行在人裏面,使人得著福音的啟示。因此路德認為,無論是研讀聖經、教會禮儀或事奉體系,若無聖靈在人裏面運行,都不過是死的字句、外表的儀式與人為的組織,根本無法將上帝和上帝的恩福帶給人。

 

    因此就著路德神學的內涵來說,聖靈乃是使一切客觀教義變成主觀體驗救恩的內在因素。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雖然路德強調聖靈帶進自由,使信徒脫離罪與律法的捆綁,並且認為信徒能與上帝有自由並個人的交通,不需再透過羅馬天主教會聖品人的媒介;但是他並沒有因此鼓吹並放任信徒脫離教會和聖經,而在經歷上不受約束,在舉止上為所欲為。

 

    他所強調的聖靈工作,完全受上帝話語聖經的限制,其應用乃著重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經歷救恩的祝福,不同於已往在孟他努運動及中世紀奧祕主義中所描述那特殊、極端的超自然特性。就著聖靈教義與經歷的發展上來說,這是一個在觀念上具有恢復性質的扭轉,平衡了中世紀經院哲學和奧祕神學中的偏差,也糾正不少瑕疵。

 

    至於加爾文這位名副其實的系統神學家,對聖靈的解說比路德更有系統,結構也更明確。就著聖靈的身位一面,加爾文的說法係基於他的三一論,而他的三一論又承襲奧古斯丁與艾奎那路線,因此他肯定聖靈雖在身位上與父、子有別,但在本質或素質上與父、子是一。例如他曾引用希伯來一章四節說到:『上帝的本質是何等單純、不可分割;這本質在祂裏面完全且完整。父雖因祂自己的特質而有別,卻完全將祂自己顯於子,於聖靈亦然』。

 

    他也引用約翰一章一節『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解釋父與子雖然在身位上有別,卻在本質上是一。他認為無論父、子、靈之間有何區別,都不能損害上帝最完全的一。完整的父在子裏面;完整的子在父裏面(約十四10)。因此子與父乃是一上帝;並且聖靈與父和子也沒有不同,因為聖靈乃是父與子的靈。不過他也承認,在說法上必須兩面兼顧,才能防止信徒落入亞流及撒伯流異端。他諄諄題醒,人的心思若因好奇而沉迷於此(關於三一上帝一與三的奧祕),就會陷入迷宮,因為這一個奧祕實在遠超人智所及。

 

    論到聖靈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加爾文神學在內容上比路德更深入,聖靈工作與信徒救恩歷程的結合度,也顯得更為緊密。在上帝的話與聖靈的關係上,加爾文的看法比路德更進一步,他認為不僅人所傳講之上帝的話是聖靈的管道,聖經在本質上(in its essence)就是聖靈的管道。換句話說,他認為信徒無論是聽人傳講上帝的話或是自己研讀聖經,都能經歷聖靈運行而蒙光照或得啟示。

 

    加爾文相信聖靈在人身上的運行始於重生。他認為當人心為聖靈開啟時,上帝的話就能進入。因此,信心乃由聖靈而來,這聖靈使人得重生,將人聖別,內住於人,在人心裏蓋印,賜人生命將人點活,並且聖靈還是基督將信徒緊繫於上帝的憑藉。

 

    雖然加爾文在其代表作《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並沒有專論聖靈的章節,而在他零星題到聖靈時,篇幅也相當有限;不過他也像路德一樣,將聖靈與基督徒救恩的經歷充分結合。這是聖靈論發展過程中,在十六世紀時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也是因宗教改革所帶來的重要恢復與改正。

 

聖靈論在日耳曼奧祕學派中的地位

 

    十三世紀起,歐陸奧祕主義以日耳曼奧祕學派(German Mysticism School)為首,曾在巴黎(Paris)、史特拉斯堡(Strassbourg)、科隆(Cologne)等地任教職的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又是箇中翹楚。

 

    艾氏神祕主義所強調的奧祕聯合雖然有濃厚的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c)特色,有別於伯納德以奧古斯丁神學(Augustinian Theology)為基礎的理論,但二者卻同以基督人性與受苦為中心思想。

 

    艾氏認為基督是神人連結的原型(the prototype of the union between God and Man),因此基督是所有忠信者效法的榜樣。他題出著名的『與上帝聯合三階段論』藉著悔罪並對抗惡慾而得『潔淨』(purification),藉著默思基督受苦而順服基督並仿效其苦難以得『啟迪』(illumination),達到脫離一切世物、惡念和自我以臻神人『聯合』(union)境界,但他絲毫未將這一個與神奧祕聯合的歷程,歸功於聖靈的工作與經歷。

 

    連十四至十五世紀奧祕派知名人物如凱瑟琳(Catherine of Siena)、肯培多馬(Thomas a Kempis)、茱莉安(Julian of Norwich)以及激進的薩弗納若拉(Girolamo Savonarola)等人,無論經歷夢兆、神醫、聖痕(stigmata)、豫言,或是聖別、變化、聖愛、受苦等等,都直接將他()們經歷歸因於對默想基督、仿效耶穌受苦,或是與上帝密室交通,而不是對聖靈的經歷。我們不能否認,在十二至十五世紀奧祕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或許真如格立菲博士所言有聖靈的工作,但是從他們的著作和見證中我們也能推斷,中世紀敬虔修士和修女對聖靈身位和工作的認識與經歷,並沒有顯出承繼十個世紀神學豐富之後該有的進展,還是留在前幾個世紀的水準中。

 

    讀者若想要在這些靈修著作中,發現他們對聖靈身位和工作的認識,恐怕不免失望。中世紀基督教在奧祕主義中所呈現出的聖靈論和經歷,比起初期教會,進展並不顯著。

 

約雅欽的聖靈論

    十二世紀末,比伯納德稍晚的約雅欽(Joachim of Fiore)題出知名的『三階段人類史觀』,將當代奧祕主義的風行歸屬為『聖靈時代』,使得時下不滿羅馬天主教腐敗墮落並追求脫離塵俗的修道者,得著更強的教義支持和鼓勵。

 

    約氏將人類歷史分為三個時代(dispensations)—聖父時代、聖子時代和聖靈時代。他認為聖父時代開始於亞當,結束於基督,當時人類過著感官生活(carnal life),世界充滿律法、恐懼、奴役與艱辛;聖子時代開始於猶大王烏西亞王(Uzziah)年間,結束於主後一二六年,此時人類過著感官與靈覺交錯的生活,也就是神職人員(clerics)時代,這個世界充滿恩典、真理與服事;聖靈時代將是修士(monks)時代,人可以過著單純屬靈的修道生活,其最明顯的特徵是一項聖靈的恩賜(a gift of the Holy Spirit)—沉思(contemplation)

 

    約氏指出,聖靈時代始於六世紀建立修士準則的本篤(Benedict of Nursia),這時代充滿愛、自由、歡樂與沉思,其規模與影響力要逐漸擴大,直到世代終結。約氏的理論將聖靈塑造成恩賜、豫言並屬靈的象徵,拉抬了奧祕主義在天主教中的地位與價值,因此博得許多虔誠修士的支持,尤其是一些鼓吹以較為激進手段改革天主教者。他們贊同約氏的說法,相信聖靈時代已經來臨,修士才是教會的主流,盼望教階制度下的神職人員(也就是教皇制度)會依約氏所豫言的於一二六年過去,聖靈將成為教會中的惟一權柄。因著他『三階段人類史觀』被激進改革者用來攻擊教階系統及教皇體制,教皇便自一二二五年起,陸續將他的著作列入禁書之林。當然,約氏言之鑿鑿關於一二六年教皇制度垮台的豫言,也就無疾而終。

 

    所有研究靈恩神學歷史的著作,都會將約氏的其人其事記上一筆,包括他的豫言及聖靈的恩賜,也會將此一事件與二十世紀靈恩運動相題並論。其實比起二十世紀的靈恩運動,約雅欽理論的萌發與引起的共鳴,在時空背景上與孟他努運動的相似性更高。雖然約氏所強調的豫言和恩賜,在內容上顯然與孟氏的訴求不同;但兩者皆發生於一個龐大的教會組織內部,皆強調聖靈恩賜和豫言,並且皆引起對抗階級化體系與主教(教皇)權柄的潮流。

 

    約雅欽事件亦如同孟他努事件,引人注重事件本身對教會改革的影響,過於其聖靈觀在神學或屬靈經歷上的貢獻。這種評價的結果,使人對聖靈的觀感,離聖經所啟示之真理的水準越來越遠。因著約雅欽引起的波瀾,使聖靈繼孟他努事件後,又再度被當時教會中所謂『主流人士』貼上激進、禁忌的標籤。

 

    這樣的發展實在令人感到惋惜。因為聖靈當然不應該是教會的禁忌,也不應該與激進畫上等號。至於約氏自創新論,說到靈神時代始於本篤,並且聖靈的恩賜顯為人人推崇的修士沉思,似乎頗有高舉聖靈的意味。然而修士沉思是否真如約氏所言,為聖靈恩賜的一種?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因為新約聖經從未如此啟示。

 

    這種說法充其量是約氏個人看法。其實約雅欽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與孟他努事件極為相似,就是當時基督徒對於聖靈的啟示,仍然停留在偏差與貧窮的境地。即使約氏曾經嘗試將修士敬虔與聖靈工作合併觀之,其理論也不免顯得牽強。因此嚴格的說,十二世紀的修士們並沒有指明,當時的奧祕主義與聖靈的工作有何關聯。

 

 

抗靈派的爭議及與大公教會的回應

 

    因應亞流主義(Arianism),教父們在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中制定《尼西亞信經》(The Creed of Nicaea),確立了基督的神性,認定基督與父同質(homoousia),並定罪亞流(Arius)。不過,亞流主義的威脅,竟未使當時的大公教會警覺到,肯定聖靈的神性與肯定基督的神性同樣重要。儘管確立基督的神性,好似已順帶肯定聖靈的神性;但當時教會除了宣告『我亦信一位聖靈』(We believe also in one Holy Spirit.)這條信經條文之外,沒有在聖靈神性上作出更明確的表態,無疑的容許了一個神學上的模糊地帶,留下一個後起異端絕佳的可趁之機。

 

    教義上既有自由空間,教父們便各展所長,各抒己見。亞他那修(Athanasius)與著名的迦帕多加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不遺於力的證明聖靈的神性,塑造爾後東方教會(Eastern Church)正統三一論。集神學家與史學家於一身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easarea),則師法備受爭議的東方教父俄立根(Origen),視聖靈次於子,又將子置於父之下,成了名副其實的次位論(Subordinationism)者。至於被亞他那修定罪為『那靈之敵』(the enemies of the Spirit)的抗靈派(Pneumatomachi)人士,也在此時藉著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主教麥西多尼(Macedonius)的支持而竄起,徹底否認聖靈的神性。

 

    各方意見紛亂雜陳,復以尼西亞會議中有尚未解決的基督論爭端,逼得羅馬皇帝提奧多西(Theodosius)於主後三八一年召開康士坦丁堡大會(The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期能再次藉著對話並制定信經,以平息國內紛爭。經過冗長討論之後,與會的一百五十名東方教父決定採用《尼西亞康士坦丁堡信經》(Nicaeno-Constantinopolitan Creed,又稱《康士坦丁堡信經》Constantinopolitan Creed)。根據其中一條條文,教父們共同宣告相信聖靈,並補充說明聖靈是『主並賜生命者,由父而出,與父、子同受敬拜並同得榮耀,藉著先知發言』(The Lord and the Life-giver, tha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who with Father and Son is worshipped together and glorified together, who spoke through the proph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