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千禧年論（postmillennialism）是說到基督在千禧年之後才會再來。
按照後千禧年論的觀點，福音的進展和教會的成長將會逐漸加增，以至於世界上愈來愈多的人將會成為基督徒，而其結果就是基督徒對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力，而且社會將會愈來愈照著神的標准來運作，因此，一個平安與公義的「千禧年時代」就逐漸在地上產生。這個「千禧年」將會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不一定是字面上所說的一千年），到最後，在這段
期間的末了，基督將要回到地上，那時信徒和非信徒都要復活，最後的審判將要發生，而新天新地也將要出現，然後我們才進入永世。
後千禧年論的主要特徵乃是，它對於福音能改變生命、為世界帶來福祉的能力十分的樂觀。通常在教會經歷大復興時，或沒有戰爭和國際性衝突時，或世上勝過邪惡和苦難大有進展時，相信後千禧年論的人就會有增加的趨勢。但即使是最負責可靠的後千禧年論形式，其根基也完全不是建立在對周圍世事的觀察上，而是從不同的聖經經文辯證而得的。
按照這種立場的觀點，啟示錄20：1-10的經文是在描述現今的教會世代。在這個世代裡，撒但對列國影響力大大式微，以至於福音能夠傳到全世界。那些能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人，是已經去世並且已經在天上與基督一同作王的基督徒。按此派的說法，所謂的基督在千禧年掌權，不是指他以肉身出現在地上的掌權，而是指屬天的掌權，即當他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28：18）時所說的那種掌權。
這種觀點叫做「無千禧年論」，因為它認為未來不會出現千禧年。又因為無千禧年論者相信啟示錄20章所描述的內容應驗於現今的教會時代，所以他們認為「千禧年」 一詞所描述的事情就發生在現在。他們認為，教會時代究竟會持續多久，我們無從得知，而「一千年」的說法僅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用來表達很長的一段時間，但在這段期間，上帝的完全旨意將要實現。
按照此派的觀點，現今的教會時代將要持續下去，直到基督再來的時候（見圖 55.1 ）。當基督再來的時候，信徒和非信徒都要復活 -- 信徒的身體要活過來，和他們的靈魂再度結合，而且永遠進入天上完全的享受；非信徒也將要復活，面對最後的審判與永遠的定罪。雖然信徒也將要站立在基督的審判台前（林後5：10），但是這個審判只是決定他們在天上得獎賞的程度，因為只有非信徒將要永遠被定罪。在這個時候， 新天新地也要開始。緊接在最後的審判之後，永世就要開始，並且會持續到永遠。
這個觀點體系十分簡單，因為它認為所有末日要發生的事，在基督再來以後都會立刻同時發生。有一些無千禧年論者認為，基督可能會在任何時候再來，但另一些無千禧年論者，例如伯克富（Louis Berkhof）則認為，基督再來以前某些預兆必須先要應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舊自由主義的衰亡。後來，一種新的自由主義，又稱為「實體神學」(realistic theology)就此而形成。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至1969年)是新自由主義建基之父。他在紐約市自由派的協和神學院受教育。富司迪是在紐約的裡弗賽德教會十分著名的傳道人。他寫了超過三十本的書；電台每週均轉播他的節目，在紐約是一著名牧師。是當時新自由主義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富司迪抨擊基要派(fundamentalists)及自由派，又卷進了自由派與基要派的爭論裡。1922年，他傳講「基要派能得勝嗎？」(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後來出版成書)1935年他在紐約講了一篇著名的信息：「教會須離開現代主義」(The Church must go beyond modernism)。他抨擊現代主義被知識主義所充塞，以致太感性，太不重視上帝的概念，而且太過與現代世界融合。這標志著自由主義一個新方向的開始。由於有富司迪的挑戰，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新自由主義反對理想主義哲學，也反對舊自由主義的主觀主義；新自由主義另闢途徑，從人以外去尋找上帝，而不是在人以內去尋找上帝。
賀爾頓(Walter M. Horton)是另一個重新領導自由主義的先驅。雖然賀爾頓保留了一些自由主義，但他與其他新自由主義者一樣，沒有以樂觀眼光去看人類。他確認人與上帝疏離，是戰爭和人類的痛苦的原因。本尼特(John C. Bennett)是典型的新自由派，他比較看重罪。本尼特也否定「懷疑主義(skepticism)、主觀主義(subjectivism)，及武斷(arbitrariness)」，強調「信心的決定」(decision of falth)。他指出「自給自足的人文主義及削減的自然主義」貧乏之處，並且打開啟示的大門。盡管如此，本尼特也否定舊約的基督論，他接受高等批判學。
最早期的全球的聯合性自由神學組織，是在1908年成立的基督教協會(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這組織後來被普世基督教協迸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所代，並且得到了基督教主流自由派的支持。
聖經學：
自由派看聖經是一本普通的書，而不是上帝的默示。高等批判學從人的觀點出發，分析聖經的書卷，嘗試去發現與作者、日期及重要資源有關的人為因素。他們不關心對傳統作者的觀點(如以保羅為作者等)，所以聖經書卷的寫作日期通常被推後。有關作者的傳統說法通常都被否定。
演化的架構被應用在聖經的宗教發展上，以否定以色列宗教，認為是神聖啟示的觀念，認為這只不過是人類宗教的一種發展。舊約的以色列宗教，因而被視為「血與飢渴宗教」(blood-thirsty religion)；從發展角度來看，它被視為低於「耶穌的高等道德」(hlgher ethics of Jesus)。於是，舊約與新約間的衝突，就用宗教演化來解譯。
神學主體：
自由主義強調上帝的內蘊性(Immanence)，即是上帝無處不在，及無事不有。上帝內蘊性的極端結果是泛神論(pantheism)(上帝就是一切)。在自由神學的教義裡，上帝在各處工作 -- 祂在自然界工作；也在演化過程中工作，因此，神跡是不需要的。自由派因此也不去分辨自然與超自然。
人論：
聖經的權成及神聖啟示都被否定。人類理性的分析，是高於聖經與傳統教義。聖經是需要用一個理性的立場去瞭解的，如果聖經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就應該被否定，因此、聖經的神跡可被摒棄。
神學所需要的是實際，所以，人的理性可與宗教經驗結合，以代替神聖的啟示，和聖經的權威。
傳統基督教是教導真理及道德的絕對標準，而自由主義卻教導世界是個開放系統。自由派認為世事並沒有絕對，也不應該有教義的斷言。任何事物都可以受質疑 -- 包括聖經及傳統的教義。傳統神學應被否定，因為它是一個固定系統(fixed system)；而自由主義則認為，一切都可以改變。
理性時代和現代科學時代來臨之後，自由主義企圖使基督教更合乎常人。他們摒棄古時的用語，欲使教義與人的理性及現代科學和諧結合。所以基督教不再被視為落伍，或不合潮流，而是合乎時代精神的。這觀點可從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的著作看出。
救恩論：
自由主義反對強調個人的救恩和永遠的審判 -- 因為都是無關宏旨的。自由主義是樂觀的，它要透過人的努力去建立天國；社會福音就是它的信息。上帝的國不是未來的、不是屬於超自然時代的，而是在今世，透過應用耶穌原則及倫理觀念便能實現了。
要注意的，不是所有自由主義-- 最少不是所有自由主義開始的階段-- 都教導社會福音信息。早期的自由主義是理論性的。新正統主義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底特律傳道時，很看重社會的不公平；他是自由主義中一位激烈的批判者。在十九紀及二十世紀初期，社會福音主要流行於美洲。
標準自由主義的評價
自由主義者高舉人的理性及科學方法，這可以從他們摒棄傳統基督教教義看出。他們否定人的全然敗壞和原罪教義。認為人並非邪惡的，而且基本上是良善的。人可以透過教育的指引去行善。耶穌的神性被否定，他們認為耶穌是一個好教師，是一個理想的人，是人類的典範。聖經的神跡也被否定，因為這些被認為是與人類的理性，及現代科學不協調。
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3至1834)：這位德國基督教神學家向哲學家冷酷的理性主義作出回應，嘗試以感覺(feeling)為依據，保衛基督教。他發展出一種「感覺神學」(theology of feeling)，所以，他也被稱為新正統主義之父(他也被稱為現代宗教自由主義之父)。士來馬赫強調，宗教不是建基於哲學的思辯或對教義的肯定(他否定基督教的歷史教義)，相反的，宗教是在人對上帝的經歷感覺中。他注重宗教的主觀性本質，而這個重點在新正統主義中表達無遺。
士來馬赫強調宗教倫理，他說那是一種「絕對依賴的感覺」(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或是「上帝意識」(God-Consciousness)。他沒有把罪視為在道德上違背上帝的律法，他將罪定義為：「當個人只想靠自己而活，要從宇宙及與週遭的人隔離。」士來馬赫也反對歷史教義，例如童女生子，代贖觀念，及基督的神性，因為他認為這些都不重要。他認為基督只是一個觀念上的贖罪者，換句話說基督只是一個理想的榜樣，是勝過罪惡的「上帝意識」的來源。信徒經歷重生(耶穌的「上帝意識」)，是「透過參與教會團契生活，而不是單單相信基督在歷史上的死和復活。」
士來馬赫的神學對權威性的問題，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認為沒有外在的權威；就算是聖經、教會或歷史信條，卻不能強於信徒的即時經驗。」
新正統主義主要所依據的是主觀性(強調經驗，而不是強調客觀及教義)，和自由主義的反對聖經權威，均可以在士來馬赫的神學中找到根源。
立敕爾(Albrecht Ritchl，1822至1889年)。這名德國基督教的神學家像士來馬赫一樣，教導宗教不單單是理論，而也有實踐。他反對哲學家的哲學思辯和士來馬赫所強調的經驗，強調道德價值的重要性。「他強調必須問自己：『我做什麼才可以得救？』但是如果這問題的意思是：『我死時如何能去天堂？』這便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得救是過新的生活，是從罪惡、自私、恐懼及罪過中得拯救的生活。」。
立敕爾反對傳統的教義如原罪、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基督代贖、基督的肉身復活、神跡及其他教義。他說這些教義都不重要，因為這些都與實踐無關 -- 與道德無關。立敕爾認為每一件事都能用事實(歷史事件)，價值(個人的應用)去判斷。我們可以說有一位事實的耶穌，及一位價值的基督。討論之所以重要，是在於基督徒群體視基督的價值。基督是需要信徒透過信心去瞭解的 -- 基督的歷史真實性並不重要，教義陳述也不重要，因為這些郁不能幫助提升個人的道德操守；基督的死也不是抵罪的死，最重要的是他所留下的道德典範，感召他人過相近的生活。
明顯地，立敕爾是建基於將歷史事件(histories)及故事或神話(geschichte)的二分法。基於他所強調的道德價值，他為自由主義「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奠下良好的基礎。
哈內(Ado|ph Von Harnack，1851至1930年)：他是一位德國神學家，是立敕爾的跟隨者。他「相信基督教信仰是從希臘思想塑造出來的。由於希臘思想引進了福音之中，所以那就並不是信仰的精髓(essence of the faith)。」。哈內透過《基督教是什麼？》(What is Christianity? 此書於1901年出版)一書，把立敕爾的觀點普及化。
哈內否定耶穌曾經宣稱為上帝，否定神跡，並說，保羅把耶穌的單純宗教破壞了。他強調要回到耶穌的宗教裡(the religion of Jesus)，而不是關於耶穌的宗教(the religion about Jesus)。若要進入真理的核心，就必須將包裹真理的外殼除去。布特曼(Rudolf Bultmann)提倡的去除神話的方式，也可以在哈內的方法中見到。
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ⅰ)新約：
包珥(F C Baur，1792至1860年)否定傳統基督教教義，並且發展出一種歷史批判的方法(historical-critical)。他將黑格爾的正反合哲學應用在聖經上，刻意地在新約中找尋矛盾的元素，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彼得的上帝(猶太人)和保羅的神學(外邦人)，是有衝突的。根據包珥宣稱，新約的每一卷書，都可以看到初期教會猶太人與外邦人之衝突。
史特勞斯(David Strauss，1808至1874年)是包珥的學生。他否定聖經記載的歷史準確性，指出那些記載都是由耶穌的跟隨者加以粉飾的。他視聖經是充滿了「神話」(myths)的，這概念是從黑格爾的哲學而來的。論釋新約時，史特勞斯說，耶穌是人類的「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的象徵，所以，真實的神人，不是耶穌個人，而是整全的人類。
(ⅱ)舊約：
按舊約的批判學，底本說(documentary hypothesis)理論提出，摩西五經是花了五個世紀由不同文件所匯編出未的(而不是全由摩西所寫。)法國物理學家亞實特(Jean Astruc，1684至1766年)也提出，摩西是用一份以以羅欣(Elohim)作為上帝的名字，及一份用耶和華(Jehovah)為上帝的名字的文件編出五經來的。亞實特的看法逐漸成為底本說的根據。艾思滿(Eichhom)又建立起一種講法，將創世記和部份的出埃及記分割。戴偉特(Dewette)利用亞實特的立論來分割申命記。其他人也提出意見，最後所產生的就是威爾浩生(Julius Wellhausen)的理論，他把摩西五經連結於一個進展性的結構裡。
高等的批判學確實破壞了關於聖經各書卷作者的傳統觀點。所有聖經書卷都被分割，並且將聖經的寫作日期推後。就如新約的教牧書信，他反對保羅是作者。
布士內納(Horace Bushnell，1802至1876)：這位美洲的神職人員，如歐洲的士來馬赫一樣，被稱為「美洲自由神學之父」。布士內納不同意當時傳道人所標榜戲劇化、頃刻間悔改的經歷；他倡議讓孩童在一段時間內，在基督教裡「成長」，而非要求驟然的悔改。布士內納闡釋這種神學時，反對原罪教義，他提出小孩出生時是良善的，如果培育得法，他就是一個好孩子。
除此以外，布士內納也反對聖經默示的教義，並且提倡基督之死的典範理論(example theory)。
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1861至1918)：他是一位美洲浸信會的聖職人員；傳講社會福音，被稱為「社會福音之父」。饒申布士的神學思想，是在他任職紐約市第二日耳曼浸信教會的牧師時形成的，那時他親眼看到當時的移氏生活條件惡劣、勞工制度的剝削、政府漠視窮人。當他回到紐約羅切斯特的浸信會神學院任教及著作時，都大力提倡社會關懷的神學。他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因他認為那是由於人的貪婪所引起的，他並且倡議財產集體擁有(雖然他也否定馬克斯主義)。對饒申布士來說，福音不是個人得救的信息，而是耶穌愛的倫理。這愛可以解決社會邪惡，改變社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自由主義的信息基本上是樂觀的，反對人有罪，主張社會將會逐漸改善。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令這種教導大受沖擊。戰爭粉碎了人會逐漸變好的神話，這給予自由主義致命一擊，於是自由主義的再現，準有披上一種不同的形式。
巴特(Karl Barth)曾在哈納克(Harnack)受過訓練，大戰爆發時，他無信息可傳，樂觀的自由主義信息，安慰不到受戰事摧殘的人。於是巴特回到聖經去尋找新的信息。因為面臨這個危機，他就將神學帶到一個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