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3至1834)：這位德國基督教神學家向哲學家冷酷的理性主義作出回應，嘗試以感覺(feeling)為依據，保衛基督教。他發展出一種「感覺神學」(theology of feeling)，所以，他也被稱為新正統主義之父(他也被稱為現代宗教自由主義之父)。士來馬赫強調，宗教不是建基於哲學的思辯或對教義的肯定(他否定基督教的歷史教義)，相反的，宗教是在人對上帝的經歷感覺中。他注重宗教的主觀性本質，而這個重點在新正統主義中表達無遺。
士來馬赫強調宗教倫理，他說那是一種「絕對依賴的感覺」(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或是「上帝意識」(God-Consciousness)。他沒有把罪視為在道德上違背上帝的律法，他將罪定義為：「當個人只想靠自己而活，要從宇宙及與週遭的人隔離。」士來馬赫也反對歷史教義，例如童女生子，代贖觀念，及基督的神性，因為他認為這些都不重要。他認為基督只是一個觀念上的贖罪者，換句話說基督只是一個理想的榜樣，是勝過罪惡的「上帝意識」的來源。信徒經歷重生(耶穌的「上帝意識」)，是「透過參與教會團契生活，而不是單單相信基督在歷史上的死和復活。」
士來馬赫的神學對權威性的問題，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認為沒有外在的權威；就算是聖經、教會或歷史信條，卻不能強於信徒的即時經驗。」
新正統主義主要所依據的是主觀性(強調經驗，而不是強調客觀及教義)，和自由主義的反對聖經權威，均可以在士來馬赫的神學中找到根源。
立敕爾(Albrecht Ritchl，1822至1889年)。這名德國基督教的神學家像士來馬赫一樣，教導宗教不單單是理論，而也有實踐。他反對哲學家的哲學思辯和士來馬赫所強調的經驗，強調道德價值的重要性。「他強調必須問自己：『我做什麼才可以得救？』但是如果這問題的意思是：『我死時如何能去天堂？』這便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得救是過新的生活，是從罪惡、自私、恐懼及罪過中得拯救的生活。」。
立敕爾反對傳統的教義如原罪、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基督代贖、基督的肉身復活、神跡及其他教義。他說這些教義都不重要，因為這些都與實踐無關 -- 與道德無關。立敕爾認為每一件事都能用事實(歷史事件)，價值(個人的應用)去判斷。我們可以說有一位事實的耶穌，及一位價值的基督。討論之所以重要，是在於基督徒群體視基督的價值。基督是需要信徒透過信心去瞭解的 -- 基督的歷史真實性並不重要，教義陳述也不重要，因為這些郁不能幫助提升個人的道德操守；基督的死也不是抵罪的死，最重要的是他所留下的道德典範，感召他人過相近的生活。
明顯地，立敕爾是建基於將歷史事件(histories)及故事或神話(geschichte)的二分法。基於他所強調的道德價值，他為自由主義「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奠下良好的基礎。
哈內(Ado|ph Von Harnack，1851至1930年)：他是一位德國神學家，是立敕爾的跟隨者。他「相信基督教信仰是從希臘思想塑造出來的。由於希臘思想引進了福音之中，所以那就並不是信仰的精髓(essence of the faith)。」。哈內透過《基督教是什麼？》(What is Christianity? 此書於1901年出版)一書，把立敕爾的觀點普及化。
哈內否定耶穌曾經宣稱為上帝，否定神跡，並說，保羅把耶穌的單純宗教破壞了。他強調要回到耶穌的宗教裡(the religion of Jesus)，而不是關於耶穌的宗教(the religion about Jesus)。若要進入真理的核心，就必須將包裹真理的外殼除去。布特曼(Rudolf Bultmann)提倡的去除神話的方式，也可以在哈內的方法中見到。
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ⅰ)新約：
包珥(F C Baur，1792至1860年)否定傳統基督教教義，並且發展出一種歷史批判的方法(historical-critical)。他將黑格爾的正反合哲學應用在聖經上，刻意地在新約中找尋矛盾的元素，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彼得的上帝(猶太人)和保羅的神學(外邦人)，是有衝突的。根據包珥宣稱，新約的每一卷書，都可以看到初期教會猶太人與外邦人之衝突。
史特勞斯(David Strauss，1808至1874年)是包珥的學生。他否定聖經記載的歷史準確性，指出那些記載都是由耶穌的跟隨者加以粉飾的。他視聖經是充滿了「神話」(myths)的，這概念是從黑格爾的哲學而來的。論釋新約時，史特勞斯說，耶穌是人類的「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的象徵，所以，真實的神人，不是耶穌個人，而是整全的人類。
(ⅱ)舊約：
按舊約的批判學，底本說(documentary hypothesis)理論提出，摩西五經是花了五個世紀由不同文件所匯編出未的(而不是全由摩西所寫。)法國物理學家亞實特(Jean Astruc，1684至1766年)也提出，摩西是用一份以以羅欣(Elohim)作為上帝的名字，及一份用耶和華(Jehovah)為上帝的名字的文件編出五經來的。亞實特的看法逐漸成為底本說的根據。艾思滿(Eichhom)又建立起一種講法，將創世記和部份的出埃及記分割。戴偉特(Dewette)利用亞實特的立論來分割申命記。其他人也提出意見，最後所產生的就是威爾浩生(Julius Wellhausen)的理論，他把摩西五經連結於一個進展性的結構裡。
高等的批判學確實破壞了關於聖經各書卷作者的傳統觀點。所有聖經書卷都被分割，並且將聖經的寫作日期推後。就如新約的教牧書信，他反對保羅是作者。
布士內納(Horace Bushnell，1802至1876)：這位美洲的神職人員，如歐洲的士來馬赫一樣，被稱為「美洲自由神學之父」。布士內納不同意當時傳道人所標榜戲劇化、頃刻間悔改的經歷；他倡議讓孩童在一段時間內，在基督教裡「成長」，而非要求驟然的悔改。布士內納闡釋這種神學時，反對原罪教義，他提出小孩出生時是良善的，如果培育得法，他就是一個好孩子。
除此以外，布士內納也反對聖經默示的教義，並且提倡基督之死的典範理論(example theory)。
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1861至1918)：他是一位美洲浸信會的聖職人員；傳講社會福音，被稱為「社會福音之父」。饒申布士的神學思想，是在他任職紐約市第二日耳曼浸信教會的牧師時形成的，那時他親眼看到當時的移氏生活條件惡劣、勞工制度的剝削、政府漠視窮人。當他回到紐約羅切斯特的浸信會神學院任教及著作時，都大力提倡社會關懷的神學。他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因他認為那是由於人的貪婪所引起的，他並且倡議財產集體擁有(雖然他也否定馬克斯主義)。對饒申布士來說，福音不是個人得救的信息，而是耶穌愛的倫理。這愛可以解決社會邪惡，改變社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自由主義的信息基本上是樂觀的，反對人有罪，主張社會將會逐漸改善。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令這種教導大受沖擊。戰爭粉碎了人會逐漸變好的神話，這給予自由主義致命一擊，於是自由主義的再現，準有披上一種不同的形式。
巴特(Karl Barth)曾在哈納克(Harnack)受過訓練，大戰爆發時，他無信息可傳，樂觀的自由主義信息，安慰不到受戰事摧殘的人。於是巴特回到聖經去尋找新的信息。因為面臨這個危機，他就將神學帶到一個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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