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神學」之語言學定位

　　生長在傳統的基督教世界之外的神學現象，通常是依據某 種問題意識和地域特性而獲得基本的規定性。從而在談及「漢語神學」時，我們總會聯想到 「解放神學」、「民眾神學」、「草根神學」等等。但是至少從這一概念的意涵看，「漢語神學」首先指向的並不是神學的「問題化」或者「處境化」，卻是其語言 學性質。這種語言學性質當然也包含了「漢語神學」的獨特問題和處境，而其中的根本應當是這種「語言學定位」本身所帶來的。

　　如果說「能夠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如果所謂「存 在」首先在於「我們都是詞的分享者」，那麼與我們相關的任何言說都必然以語言所包含的「對話」關係為前提。一般來說，關於「對話」的理解是建立在不同的主 體之間、不同的文本之間、或者主體與文本之間，但是在神學的意義上，「對話」是以一種更根本的「他異性」為前提。有主體與主體、主體與文本、文本與文本互 為「他者」的關係，才有所謂的「對話」；而當「他者」超越一切語言的形式，成為絕對的「他異性」之時，才有神學。因此「漢語神學」的概念其實也暗含著一個 「漢語神學」的命題，即：它與早期基督教分別以拉丁文和希臘文寫作的神學一樣，最終突顯的應當是「聖言」對「人言」的「他異性」，應當是「人言」以及囿於 其中的理解和表達的限度。換言之，當任何語言都可以成為神學形式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語言」與「意義」全然合一的可能性遭到否定。相對於一般閱讀活動中的 「主體的互際性」和「文本的互際性」，神學對終極意義的追問，使它必然要確認這種「語言的互際性」。

　　關於「語言的互際性」，漢語讀者還應當特別留意一個有趣的事實，即：基督教是關於耶穌基督的信仰，但是《聖經》從來不是用耶穌基督的母語寫成。「可翻譯性」（translatability） 正是基督教《聖經》的最獨特之處。而這種「可翻譯性」同樣暗示著任何一種語言都可以成為神學的形式， 所以其意指也應當是否定性的，即：在終極意義的參照下，無論希伯來文、希臘文還是拉丁文，都帶有語言本身的「互際性」和限度，都並不是信仰的最終表達。對 於任何一種語言，基督教都應當是「他異性」的。

　　人們通常認為，西方文化是基督教信仰的天然載體，中國的基督教則終究屬於一種「外來的」信仰。但是關於語言的討論會使我們發現：「漢語神學」的命題或許能更加徹底地表達「語言」的「互際性」關係和「意義」對於我們的「他異性」。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關鍵。

　　在當今世界的文化觀念中，「排斥論」和「多元論」往往 相互糾纏；「意義」則面臨著雙重的危險：或者棲身於某種「話語權力」，或者在實際上被消解。同時已有跡象表明，由於「意義」首先是指被一定的語言所承載的 「意義」，不同群體對「意義」的追尋、詮釋及其導致的衝突，可能會越來越多地直接以語言為標誌，而未必在於信仰、意識形態、文明或者「意義」本身的差異。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語言的互際性」的意識，將是維繫「意義」的基本依託。「漢語神學」應當緣此開掘其潛在的價值，從而產生根本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