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神學」的實證性研究

　　如果說「漢語神學」在意義詮釋、倫理價值和審美期待方面的發展，可以祛除它跟人文學科之間的隔膜，那麼它還需要進行以信仰實踐為物件的實證性研究，以便克服基督教神學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隔膜。

　　概括地看，基督教在中國曾經遇到幾種典型的詮釋結構。如果說唐代景教時期主要「以佛老釋耶」督教運動」以後的「本色化」思潮，明清之際主要「以儒釋耶」，那麼1920年代「非基至文革」以後則發展為以現代人的生存處境重新解讀和闡發基督教信仰及其神學思想。有學者認為，這一過程已經使基 督教逐步演化為「作為中國宗教的基督教」，從而具實證性研究的價值。

　　實際上，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描述基督教發展現狀、評價基督教的社會－－文化功能、進而對其發展趨向提出預測性分析，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宗教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點。

　　但是在目前已經展開的實證性研究中，尚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比如：

    第 一，研究者在設定研究題目時往往已經透露出一定的預期目標，比如 「基督教在華人社區的倫理作用」、「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倫理價值」、「基督教信仰與商業倫理」等等。這對參與研究者多少有所暗示，乃至訪談記錄可 能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被訪人的原話，卻常常伴隨著研究者的「過度詮釋」。從事實證性研究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才能使自己的「期待視野」及其對調查結果 的影響同樣成為研究和分析的物件。

    第 二，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預期目標有時也過於明顯，甚至帶有善意的誘導。比如一些問卷調查所設計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設想被調查者會作出何種應對，這恐怕 只能是心理學的分析物件，卻被研究者直接用來印證自己所設計的程式。一般來說，無論結論有多麼簡單，如果實證性研究能 夠證實常識所懷疑的命題，或者能夠推翻常識所認定的命題，它都會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可替代的價值。相反，如果複雜、浩大的實證性研究最終只是要印證一些 事先就可以想見的推斷，恐怕就僅僅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一個規範的研究過程，而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

    第三，研究者常常過於重視表面的「客觀性」及「第一手材料」，而沒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和相關調查報告。這也是造成支出與收穫不成比例的一個原因。

    第 四，為了便於田野調查工作的進行，實證性研究在遴選調查員時通常會較多地強調兩方面的條件，即：從事社會學研究或接受過社會學專業訓練，熟悉基督教的信仰 和習俗。從已經獲得的某些成果來看，這兩方面的條件其 實也是兩方面的局限：社會學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調研人員過分強調「方法」的規範性，從而試圖「走出人文學科的話語系統」，對基督教在中國歷史與現實中的整體 處境及其逐漸形成的符號意義似有忽略；比較熟悉基督教信仰和習俗的調研人員，又可能過於相信個體經驗和「活潑的個人見證和信仰經歷」，甚至與被訪人具有同 樣的信仰身份，這就更需要在實證材料的基礎上有所辨析、詳細分說。因此，邀請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去處理同樣一批田野調查材料，對於實證性研究是絕 對必要的。否則，「規範」的實證方法也許恰恰會消解人文學術和宗教關懷的基本精神。

　　鑒於如上考慮，「漢語神學」的實證性研究必須以「問題意識」為前提，而不是在教科書式的「社會學方法」之基礎上，為久已有之的推論重作注腳。

　　因此，基督教信仰的中國化與中國民間信仰方式的關係、意識形態對中國化的基督教之影響、世俗化與屬靈化的兩種極端及其文化根據、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實際處境等等，應當成為「漢語神學」實證性研究的主要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