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毋甘願」到「出頭天」：台灣本土神學的演化

 一、核心問題：受苦的人民，如何在信仰中尋找出路？

「從毋甘願到出頭天」不只是一句台灣人民追求尊嚴與希望的口號，也可以成為理解台灣本土神學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

這裡的「毋甘願」，不只是對政治壓迫、經濟不平等或文化歧視的不滿，更是人民在歷史中發現：自己的語言、文化、土地、尊嚴與生命經驗，長期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

而「出頭天」也不只是取得政治權力、經濟改善或民族自我認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受壓迫的人能夠重新成為有尊嚴的主體，在上帝面前重新認識自己，也在社會中實踐公義、自由與和好。

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來看，這條道路可以整理為：

毋甘願

受壓迫的歷史、失落的尊嚴、被忽略的人民聲音

歷史覺醒與信仰反省

看見上帝的公義

重新閱讀聖經、肯定本土文化、聆聽受苦者的聲音

教會與社會的實踐

出頭天

尊嚴、自由、公義、共同體更新與上帝國的盼望

不過，這不是一條所有神學家都認同的單線發展史，而是一個用來理解台灣本土神學的詮釋架構。台灣本土神學與政治民主運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公共見證、解放神學及處境神學彼此交會，但不能完全畫上等號。

二、台灣本土神學演化的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福音進入台灣土地——從外來宣教到本地教會

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中葉

台灣基督教本土神學的歷史，不能只從1970年代開始。它的前史，是福音如何進入台灣的語言、文化、社會和人民生活。

1865年起，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在南台灣展開宣教；1872年，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抵達北台灣。長老教會透過傳道、教育、醫療以及本地語言的聖經與出版工作，逐漸建立台灣教會的根基。

這個階段的神學意義在於：福音不只是從外國傳進來的教義，也必須成為本地人民能夠理解、表達和實踐的信仰。

然而，這時期的教會仍受到西方宣教模式與殖民社會結構的影響，本土神學尚未完整形成。

重要轉變：從「外國宣教師向台灣人傳福音」，逐漸走向「台灣人民以自己的語言、文化與生命經驗來理解福音」。

第二階段：從外來神學到處境化神學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

這個階段的關鍵人物之一，是黃彰輝牧師（Shoki Coe，1914–1988）。

黃彰輝提出的「處境化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提醒教會：神學不能只重複既有的教義語言，也必須認真面對福音所處的歷史與社會環境。

這不是說聖經真理可以隨文化任意改變，而是說，教會必須在具體處境中重新思考：上帝的話語對當地人民究竟意味著什麼？

例如：

• 當人民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時，教會如何理解語言與尊嚴？
• 當政治權力限制人民的自由時，教會如何見證上帝的主權？
• 當貧窮、疾病與社會不平等影響人民生活時，教會如何實踐福音？
• 當教會使用外來的神學語言時，是否真正聽見本地人民的苦難？

黃彰輝的處境化思考，為後來台灣鄉土神學、出頭天神學及其他本土神學論述提供了重要的神學方法。

重要轉變：從「福音如何傳進台灣」，走向「福音如何在台灣的歷史中被理解、告白與實踐」。

第三階段：從「毋甘願」到「鄉土神學」

1970年代：政治危機與神學自覺

這是台灣本土神學發展的重要轉折。

197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1975年發表〈我們的呼籲〉；1977年發表〈人權宣言〉。這些文件在當時的政治與國際環境下，提出了台灣前途、人權、自由、和平與人民尊嚴等問題。

教會開始更明確地追問：如果上帝關心受壓迫的人，那麼當人民的尊嚴與自由受到威脅時，教會能否只停留在個人的祈禱與得救，而不理會社會的苦難？

這裡的「毋甘願」，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

1. 土地的毋甘願

台灣不應只是被外部權力定義的地方，而是上帝所託付、需要人民共同承擔責任的鄉土。

2. 人民的毋甘願

台灣人民不應被當作沒有聲音的客體，而應被看見、聆聽，並具有參與自身未來的尊嚴。

3. 信仰的毋甘願

教會不能只追求內部安定，也必須反省自己是否忠於福音，是否願意為受苦者發聲。

王憲治牧師所發展的鄉土神學，特別重視土地、人民與上帝主權之間的關係。這種神學不只是替台灣文化尋找宗教背書，而是從聖經重新理解人民與土地的關係，以及上帝對歷史的要求。

其聖經背景可以從出埃及記3:7–8看見：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這段經文的神學重點不是直接把古代以色列與現代台灣畫上等號，而是指出：聖經中的上帝不是對人民的苦難無動於衷的上帝。

當教會從這個角度閱讀聖經，人民的苦難便不再只是政治問題，也是教會必須面對的信仰問題。

重要轉變：從對歷史處境的不滿，走向對土地、人民與上帝主權的神學反省。

第四階段：從鄉土神學到「出頭天神學」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

「出頭天」不是單純的政治口號，而是台灣人民日常語言中對翻身、尊嚴、自由和新生活的期待。

在台灣本土神學的發展中，「鄉土」與「出頭天」成為相互關聯的主題。黃伯和牧師等神學工作者進一步思考：台灣人民如何從受壓迫的處境中，走向自我認同、自決與新的歷史可能性。

如果說鄉土神學問的是「我們是誰？我們與這塊土地有什麼關係？」那麼出頭天神學便進一步追問：

• 人民能否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
• 教會如何陪伴人民追求自由與尊嚴？
• 信仰如何從歷史的受苦走向解放與盼望？
• 當人民開始有了發聲的機會，如何避免自己成為新的壓迫者？

這裡可以區分三個彼此相關、但不能完全混同的概念：

神學主題	核心問題	主要關懷
鄉土神學	我們屬於哪裡？	土地、人民、上帝主權
自決神學	人民如何參與自己的未來？	自主、尊嚴、歷史責任
出頭天神學	如何從受壓迫走向新的生活？	解放、盼望、自由與公義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長老教會的本土神學發展並不是毫無爭議的單一路線。不同神學家對人民自決、台灣認同、國家前途以及普世基督教使命的理解，存在不同的重點與詮釋。學術研究也指出，長老教會政治神學後來逐步出現從鄉土認同、人民自決到台灣建國論述的發展脈絡。

因此，研究出頭天神學，既要理解它如何回應當時的歷史處境，也要區分它的聖經基礎、神學論證與具體政治主張。

重要轉變：從「我們為什麼不能再忍受不公義」，走向「人民如何在自由與責任中開創新的未來」。

第五階段：從政治解放到認同神學與台灣解放神學

1990年代至21世紀初

隨著台灣社會民主化，台灣本土神學所面對的問題也逐漸改變。過去主要關心的是：人民如何從壓迫中獲得自由？後來則進一步追問：當社會開始擁有更多自由時，教會如何理解台灣人的身分、社會的不平等，以及福音對整體生活的要求？

這個階段可以從三條發展路線來理解。

1. 從出頭天到認同神學

陳南州等神學工作者所發展的認同神學，關心信仰、文化、歷史與人民身分之間的關係。

認同不是單純地宣告「我是誰」，而是進一步思考：我如何在上帝面前理解自己的歷史？我如何看待與我不同的人？教會如何在肯定本土身分的同時，實踐基督教的普世性？

2. 從政治自由到社會解放

王崇堯等神學工作者對台灣解放神學的探討，將關懷延伸至經濟不平等、弱勢群體與社會公義。

即使人民獲得更多政治自由，貧窮、勞動剝削、性別不平等、族群差異及社會排除等問題，仍然可能存在。

因此，出頭天不能只理解為政治上的翻身，也必須追問：誰仍然沒有出頭天？

3. 從教會的公共發聲到整全宣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宣教反省中，逐漸強調上帝國的宣教。教會不只傳福音、建立教會，也關心人民的生活、社會關係與公共責任。

這些發展讓本土神學不再只處理台灣的政治認同，也開始處理更廣泛的人性、社會及神學問題。

重要轉變：從「台灣人民如何獲得自由」，走向「自由如何成為所有人都能分享的尊嚴與公義」。

第六階段：從「出頭天」到共同生活、原住民族與生態公義

21世紀至今

進入21世紀，台灣本土神學面對新的挑戰：如果我們已經學會為自己的尊嚴發聲，是否也能聆聽其他被忽略者的聲音？

這個問題至少涉及四個層面。

1. 原住民族的土地與歷史

台灣本土神學不能只以漢人移民社會的歷史經驗代表整個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權、文化主體性、歷史記憶與信仰經驗，都要求教會重新反省殖民關係及土地正義。

2. 地方社區與經濟正義

漁村、農村、工業區與都市邊緣社區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教會必須聆聽在地居民對工作、家庭、環境、人口老化及青年未來的真實處境，而不是只用抽象的政治認同解釋所有問題。

3. 土地倫理與生態神學

土地不只是國家認同的象徵，也是人類與其他受造物共同生活的家園。氣候變遷、污染、海岸開發與生物多樣性，都要求教會將公義延伸至受造界。

4. 跨世代與公共責任

年輕世代可能更關心居住、工作、家庭形成、心理壓力與環境未來。教會若只重複過去的政治語言，卻無法聆聽新世代的困難，本土神學就可能失去與當代人民對話的能力。

這個階段不代表所有台灣神學家都已形成一致的生態神學或原住民族神學立場，而是指出：本土神學若要繼續發展，就需要讓過去的解放精神接受新的檢驗。

重要轉變：從「我們如何出頭天」，走向「我們如何共同生活，使其他受壓迫者也能出頭天」。

三、從聖經與改革宗神學，如何評估這段演化？

對長老教會而言，重要的問題不是本土神學是否應該存在，而是：本土神學如何忠於聖經、改革宗信仰與教會的普世使命？

以下從五個神學面向來分析。

1. 出埃及的上帝：上帝聽見受苦者的聲音

出埃及記 3:7–10

上帝看見以色列人的苦難、聽見他們的哀聲，並採取拯救行動。這說明聖經信仰不能對壓迫與不義保持冷漠。

但教會也必須謹慎：任何現代民族、政黨或政治運動，都不能未經神學辨識就直接等同於舊約的以色列或上帝的救贖計畫。

2. 道成肉身：福音必須進入具體的歷史

約翰福音 1:14

道成肉身表明上帝不是遠離世界的上帝。福音必須進入人民的語言、文化、家庭與社會生活。

處境化不是將福音削減為文化認同，而是讓福音在具體處境中受到理解，也讓福音反過來批判文化中的偶像、排斥與不義。

3. 上帝的主權：國家與政治權力不是終極的

詩篇 146:3–10；使徒行傳 5:29

改革宗神學強調上帝對整個受造界的主權。國家、政權、民族與教會制度都不是上帝本身，也不能取代上帝。

因此，教會既不能把服從政權當作絕對義務，也不能把任何特定政治方案神聖化。教會需要以聖經、信仰告白與公共倫理持續辨識。

4. 因信稱義與成聖：自由不等於自我絕對化

羅馬書 3:28；加拉太書 5:13–14

基督徒的身分不是建立在民族優越、政治成就或文化純潔之上，而是建立在上帝藉基督所賜的恩典中。

因此，本土認同可以是感恩與責任的來源，卻不應成為排斥別人、貶低其他族群或合理化不義的理由。

5. 上帝國的盼望：出頭天仍然需要不斷改革

馬太福音 6:10；啟示錄 21:1–5

基督徒所盼望的終極更新，不是任何現存政治秩序可以完全實現的。即使社會有所進步，教會仍要持續面對貧窮、權力濫用、族群排斥與受造界的受苦。

這也呼應改革宗傳統的精神：教會需要不斷回到上帝的話語，讓自己的制度、使命與實踐接受更新。

四、用「焚而不毀」理解台灣本土神學

「焚而不毀」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要的歷史象徵。它可以與出埃及記3章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的異象互相對照，也與教會在歷史壓力中堅持信仰、認同土地和人民的精神相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解說教材，也把這個象徵與教會的受苦、盼望及本土使命聯繫起來。

從神學角度來看，可以提出三個反省：

• 火焰提醒教會： 信仰不是躲避歷史，而是在困難中忠心見證。
• 沒有燒毀提醒教會： 教會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政治權力或社會地位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實上。
• 荊棘提醒教會： 上帝在卑微之處向人顯現；教會也必須留意那些不被社會看重的人。

然而，荊棘的象徵不能取代對出埃及記經文本身的解釋。它的核心仍是上帝向摩西顯現、呼召他，並宣告自己聽見受苦百姓的哀聲。

因此，「焚而不毀」不只是回顧教會如何在歷史中受苦，也應該繼續追問：今天的教會，是否仍然願意與受苦的人同行？

五、總結：從毋甘願到出頭天，然後呢？

台灣本土神學的演化，可以用下表作為整體回顧。

發展方向	核心問題	神學任務
宣教本土化	福音如何進入台灣？	以本地語言與生活表達信仰
處境化神學	福音如何回應現實？	將聖經帶入具體歷史處境
鄉土神學	土地、人民與上帝有何關係？	建立土地與人民的神學認同
出頭天神學	受壓迫者如何獲得自由？	探討解放、自決與尊嚴
認同與解放神學	自由如何成為共同的福祉？	面對社會不義與身分問題
當代本土神學	如何共同生活並承擔責任？	深化公共責任、生態公義與跨族群對話

這些發展並非彼此取代，而是不同神學問題的延伸、重疊與重新詮釋。學術研究也指出，台灣本土神學的發展包含多種不同的歷史敘事、神學方法與政治願景，不能只用單一的民族認同框架來概括。

我認為，對今日台灣長老教會而言，最值得繼續思考的是：

「出頭天」不應只是自己終於有機會出頭，而是當自己有了發聲的能力，也願意讓仍然沒有聲音的人被聽見。

這樣的本土神學，既不否定台灣人民追求尊嚴與自由的歷史，也不把台灣認同當作信仰的終點；它讓本土認同接受福音的更新，讓教會持續為公義、和好與受造界的更新作見證。

對清水長老教會而言，這個問題尤其可以轉化為地方教會的實踐：我們如何聆聽清水、大肚及沿海地區人民的生活經驗？如何陪伴弱勢家庭、勞動者、長者與青年？又如何讓教會不只保存自己的歷史，也成為社區中實踐盼望的群體？

真正的「出頭天」，不是歷史終於不再有問題，而是人民不再被迫沉默，教會也不停止悔改、改革與服事。

延伸閱讀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八課：兼具草根性與普世精神的教會觀〉。閱讀官方教材
2. Yu-huei Huang, Identity and Contextual Theology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 A Study of Huang Po-ho’s Chhut-Thau-Thin Theology and Chow Lien-hwa’s Chinese Indigenous Theology（耶魯神學院，2024）。閱讀研究摘要
3. 邱凱莉，〈從人民自決到獨立建國：以後殖民觀點分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治神學解嚴後三十年發展〉，《輔仁宗教研究》，2021。閱讀論文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