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11月13日，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全國性大會在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召開，為的是要共同面對教會所遇到的一個巨大危機。在以往10年多的時間中，荷蘭政府一直都在庇護阿米念（Arminius）以及他的那些更為激進的跟從者們，讓他們免受教會法庭的審判。政府堅定地認為，只有一個全國性的大會，才有能力來處理關乎阿米念的爭議，卻一再推遲召集這個全國性的會議，於是就未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決策。
這個舉措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到了1617年，荷蘭的教會已經走到了分裂的邊緣，而且國家也處在爆發內戰的當口。好在這時候及時出現了政府更替，才使得這些災難被扭轉了局面，並且終於被允許召開全國大會。
雖然這個阿米念問題是跟荷蘭的教會以及政府很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這卻不單單是荷蘭的問題。那些來自於大不列顛、法國、德國以及瑞士的改革宗神學家們，也都密切關注著阿米念爭議的進展情況，並且越來越顯得驚慌失措。
儘管在17世紀的時候，跨越國界的溝通與來往都是比較慢節奏的，但是那些歐洲的神學家們對於思想共同體的參與程度，卻是遠勝於今日的。拉丁文是他們所有的人都能夠用於彼此交流的共同語言。作為學生，他們在求學的過程中，通常都在歐洲幾個偉大的高等學府當中研讀過。改革宗的學者們尤其被那些最為卓越的改革宗大學所吸引，這些大學是：日內瓦、海德堡、劍橋和萊頓（Leiden）。
他們這種跨國旅行帶來的結果就是，神學家們得以在私人層面彼此相識。於是，橫跨歐洲大陸的各地的改革宗神學家們，都能夠藉著彼此間的談話以及書信往來而持續獲得消息，知曉在荷蘭內部所發生的各項事務。有好幾位人士，早在多特大會召開之前，就已經寫出論文，抨擊阿米念的神學思想。
荷蘭的神學家們也意識到，阿米念爭議所帶來的衝擊，並非只是侷限於他們荷蘭境內。他們意識到對於該問題達成一個國際性的改革宗共識的重要性。因此，荷蘭就邀請了一些從大不列顛、法國、德國和瑞士等各個地區而來的改革宗教會的神學家們，讓他們也都選派代表來參加多特大會。
所有的教會都接受了這個邀請，只有法國是個例外，這些國際性的代表們就在大會當中入座，各自都擁有全權的投票機會。（法國的改革宗教會也指派代表來參加這個大會，他們卻從未抵達多德雷赫特，原因是：國王路易斯13世已經宣佈說，如果這支代表團離開法國，將不再允許他們回國。）
所以，從真正的意義上說，這個全國性的大會，其實是一個國際性的大會。多特大會所發揮的功用，相當於一次普世性的改革宗大公會議，無論是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之後，再也沒有類似的改革宗聚集了。多特的信經因此就不僅僅是一個荷蘭的產品，而是代表著整個教會普世性的共識，而且是借助於改革宗隊伍當中那些最睿智的頭腦所達成的。《多特信經》，在所有改革宗教義標準當中，是最不具有區域性或是國別之侷限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