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千禧年觀的附帶功能

　　除了提供一個嚴謹的末世模型外，時代論的千禧年觀在華人教會裡還起了什麼其他作用，產生怎樣的影響？
　 　理論上，千禧年國度關乎上帝與以色列民的立約與實現，與基督教會沒有直接的關連。根據時代論災前被提的說法，早在千禧年國度建立以前，聖徒早已被提，在 空中與基督相會，故亦不會廁身於國度中。千禧年國度與教會和外邦信徒無關。基督徒所期待的是主再來與新天新地的建立，而非千禧年國度。對時代論者而言，千 禧年國度不過是將來必成的事的其中一樁吧。
　　不過在實踐上，時代論者卻又對千禧年國至為執著，竭力為之作各種解說，它不僅是眾多將要發生的事的其中之一，卻是最重要的一件。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呢？

　　對千禧年的詮釋成了是否認信聖經權威的測試點。
　　千禧年國度若在歷史中出現，將使聖經許多關乎國度的預言得以應驗；因此，為千禧年國度的真實性與歷史性作辯證，便等於為這許多聖經記述的真實性和歷史性作辯證。

    千 禧年國度實現舊約許多條有關國度的預言，沒有這個國度的實現，就不僅是一條預言落了空，而是許多條預言都落了空；不誇張地說，時代論所堅持的先知預言必須 按字面應驗的整個釋經信念都得垮下來。千禧年國度是時代論的歷史觀賴以證立的樞紐。任何相信時代論或前千禧年論的人，都得承認有這麼一個國度存在。

    這是為什麼在時代論有關時代分期的論爭中，千禧年國度是繼舊約(律法) 與新約(恩典)以後，最不會引起爭議的時代；所有人都同意這個時代的存在、確定它即將來臨的事實，他們也很容易劃出其起始與結束的時限。

　　在十九世紀，西方千禧年前派的領袖幾乎都是原始基要主義者 ( proto - fundamentalists ，當時尚未有嚴格意義的基要主義出現 )，他們視宣認千禧年及其他末世事件“必將成就”， 等同於宣認聖經的權威與無誤性。對華人基要派牧者而言，確認千禧年國度，不僅是確認了時代論的神學主張，亦意味著他們認同時代論者的聖經詮釋方法，以及更 重要的，認同他們對聖經的權威和所記載的事實的準確性的堅持。基要派相信，只有自由派的人才會拒絕承認聖經的明白記述 －－包括對千禧年國度的預告，他們將這些記述或預告寓意化，目的是要排除它的事實性，就像他們反對童女生子與死人復活一樣。末世論不單純是末世論的課題， 更是聖經論的課題。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教會，基要派與自由派徹底對立，水火不容，任何人對聖經的事實性與權威性的宣認稍有含糊，任何人對聖經提出較與傳統不合的解說，即會被扣上新派或不信派的帽子，時代論既被保守派視為正統的釋經哲學，便甚難有人敢攖其鋒，質疑其權威地位。
　 　我們看到，華人牧者恆常以是否承認聖經權威來分判千禧年前派與後派、時代論與非時代論的。舉例言，賈玉銘在駁斥千禧年後派而倡言千禱年前派時，便以是否 尊重聖經的字面意思作為爭論的關鍵。倪柝聲同樣指斥自由派的信徒不願意按字面理解啟示錄的預言，偏要從靈意的角度詮釋之。
　　這裡我們得對華人基要派如何認同時代論的字面釋經原則再作一些澄清，無疑基要派神學家都是慣常使用靈意解經的人，喜歡探究聖經字面意思以外更深的屬靈含義；但這與他們認同字面解經的方法，批評自由派靈意解經，卻不是相衝突的 (至少他們自己如此看)。嚴格地說，賈玉銘與倪柝聲等所反對的並非靈意解經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而是寓意解經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靈意解經強調聖經的超然性，它是聖靈的幫助，方能窺知這個屬靈的奧義，所以“靈意”指的不是人的聯想或寄意，而是聖靈親授的意思 (我們可稱為charismatic exegesis )。 靈意不會與字面意思對立，更不會將字面意思抹煞掉，只會在字面意思之上增添多一重意思；並且這多一重意思大多僅是關乎道德與靈性的應用性教訓，甚少與事實 相關，故亦不會以靈意害事實，否定字面所載的事實的準確性。寓意解經則不同，在基要派眼中，自由派的寓意解經乃是為了廢棄聖經的字面意思，而代換上某些更 為符合理性主義與科學精神的解釋；這樣的解釋不是對原有的字面記述的添加，卻是一個開脫或棄置 (to explain away)，背後的假設是聖經的超自然記載並不真實，不會如實發生和應驗。如此，賈玉銘等一方面從事靈意解經，另方面確認時代論的字面解經，又據之反對自由派的寓意解經，他們並不覺得這裡存在什麼矛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