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與中國處境的吻合程度

　　千禧年前派與後派最主要的分別處，是對人性、世 界與人類歷史有悲觀抑或樂觀的態度。對二十世紀處於外憂內患、政治社會糜爛不堪，經濟崩潰民生困苦的景況下的中國基督徒而言，樂觀主義的千禧年後派確是與 他們的生活處境格格不入的；他們寧可接受悲觀主義的千禧年前派，認定社會將會愈來愈不濟、人心愈來愈腐敗，必待基督重回收拾殘局摧毀一切。千禧年國度不是 此世的延伸，而是割斷。
　　賈玉銘嘗言，中國教會不少原來信奉千禧年後派的人，因鑑時局敗壞，都紛紛轉投到前派的陣營去。

　　我們恆常將教會信徒普遍的出世心態歸咎於基要主義與千禧年前派等神學思想所致，認為是神學思想塑造了教會的面貌；卻忽略了在更多情況下，倒是教會的面貌塑造了神學思想。先有難民與難民心態的普遍存在，才讓難民神學廣泛流播廣被認受。從二十世紀初直到70年代，中國、香港、台灣的信徒若普遍選擇千禧年前派，乃是正常不過的選擇。要是有人在此時期宣揚天國可以建造在人間，教育與社會改良是促成天國實現的手段，那他要不是瘋子，便是較千禧年前派的信徒更為出世與避世的人，因為他根本沒有接觸過這個真實的世界。
　　至於華人為何在千禧年前派裡獨鍾時代論，我們可以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猜想說，對於恆常處在深重苦難裡的人們而言，他們寧可接納一個沒有苦難的末世觀，將啟示錄4章1節以後的所有災難事件，包括七印、七號、七碗等，統統跟基督徒撇清，而視為僅關乎猶太人的；基督徒早在大災難來臨以前，便已被基督提接到天上，如此亦免除了那將要來的連場浩劫。不過這樣的猜想甚難找到充份證據來加以證明或證偽。
　 　千禧年前派的末世觀當然不會為人帶來一個烏托邦式的人間理想，但它卻為世界荒誕不堪、罪惡滔天的現象提供一個事實性而非價值性的解說，說明這些不法事件 在末世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聖經早已預言必成的事。對於向來抱持實用理性，期望獲得一套意識形態以對現象作某種理性解釋的中國人來說，千禧年前派的觀點是 更為合理的 ( 注意：這仍是指事實性而非價值性 ) 。總而言之， 千禧年前派配合了中國的時代心靈，亦與他們的世界圖像相吻合，所以廣受歡迎。
　　回顧歷史，時代論的神學思想與釋經方法，對華人教會至少曾產生兩個明顯的作用：第一，抵制靈恩運動的泛濫；第二，糾正過度靈意解經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