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人論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中，論証純粹的理性，也就是以感覺為基礎的知識層面是有限的，因為科學的經驗和知識是有限的，人類靠此只能認識到所能經驗到的事物現象，無法認識到那超越人認知經驗的事物本身。事物的現象和本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後者是信仰範疇，如上帝、靈魂的不朽以及人類自由等，都屬後者。因此他認為“必須否定知識，才能為信仰留下空間”。但是如何經歷信仰範疇？

 

    康德認為是藉著人的道德經驗，而非理性思辯。他認為人人都面臨著一種道德制約，必須行所當行的事，否則就有后後果。這種人類普遍經驗到的道德制約，乃是普遍存在的人類道德本質，聖經啟示的本質乃是道德這個層面：上帝是道德的立法者，上帝的旨意乃是人類終極的目標，基督是一個道德上全然討上帝喜悅的榜樣；人盡管有罪，但人也是自由的，人的道德義務是在自由這根基上，所以人絕對有可能勝過罪；人不是因著上帝的恩典而站立，而是按道德行事以得恩典 。

 

    十九世紀另一位大思想家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經歷超越的信仰範疇，主要靠著人的神覺（God-consciousness）。這種神覺（德文是Gefuhl）並非指知覺，而是在知覺之前的一種深刻感受或覺醒；它也是在思索之先，比明確的思想更深刻。士來馬赫認為神覺是人類經驗中普遍存在的聯結於上帝、依賴於上帝的一種宗教情感，是人生來就有的自覺和敬虔。耶穌與所有的人一樣，不過祂從起初就有對上帝強大又絕對的知覺，這種知覺是上帝在祂裡面運行的結果；基督的救贖就是把這種對上帝的知覺傳遞、複製給他人。

 

    因此，在十九世紀，無論是康德還是士來馬赫，在努力避免啟蒙時期對人類理性的過度高舉的同時，又過度高舉了人的其他方面，例如，康德高舉道德，士來馬赫高舉神覺，分別把道德和神覺提高到信仰的高度，甚至視其為信仰的根基，都沒有走出啟蒙時期以來的以人為中心的思想。

 

    在歐洲哲學發展的同時，敬虔主義也在繼續發展。早期內裡生命派對人的觀點，帶有寂靜主義（Quietism）拒絕理性的傾向，後經由勞威廉（William Law，1686~1761）等的著作，使對人在信仰經驗上內裡各部分的認識，如人的構成和各部分在敬拜接觸上帝上的功用等，都有所改進和發展。這影響了衛斯理約翰、英國普利茅斯的弟兄們（Plymouth Brethren），以及後來著名的內裡生命派人物，如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1828~1917）、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1861~1927）、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1885~1967）等人物的人觀。

 

    這些人物在人的構成上大多持三分觀——靈、魂、體，且在三分觀之架構下，對人從有罪、墮落的光景起，追求成聖的靈命路程，以達到上帝完滿的形像，有仔細的描述，可視為近代自早期教會以來三分人觀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