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定位:兩人不是提出兩套互相對立的神學,而是從不同方向回應同一個問題
宋泉盛(Choan-Seng Song,1929–2024)與黃彰輝(Shoki Coe,1914–1988)都是台灣基督教神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亞洲處境神學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他們共同面對一個根本問題:
基督教雖然起源於亞洲的歷史世界,卻在近代以西方傳教、教育與制度的形式進入台灣。那麼,台灣教會如何不只是接受西方神學的既有答案,而能在自己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處境中,重新思考並忠實見證福音?
黃彰輝以「處境化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著重神學如何在具體歷史處境中形成;宋泉盛則以「第三眼神學」與「故事神學」(Story Theology),探索亞洲人民的故事、文化與苦難如何成為神學反省的重要起點。兩人的工作共同促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思考信仰、文化與公共責任的關係。
兩人的神學方法,一眼看懂
黃彰輝:處境化神學
核心問題:福音如何在具體歷史處境中被理解、宣講與實踐?
關鍵詞:聖經、處境、宣教、教會、歷史回應。
宋泉盛:故事神學
核心問題:如何透過亞洲人民的故事,重新看見上帝的工作與福音的意義?
關鍵詞:人民故事、第三眼、文化、苦難、上帝的憐憫。
這是兩人主要研究取向的概括,不代表黃彰輝不重視故事,或宋泉盛不重視整體歷史處境。
以下從五個層面深入分析,並在最後提出對改革宗神學與清水長老教會的實踐建議。
二、第一個層面:神學方法——處境如何成為神學的起點?
1. 黃彰輝:從處境重新思考神學
黃彰輝所說的處境化,不是把已經完成的西方神學加上一些台灣文化的裝飾,而是重新檢視神學形成的整個過程。
他的核心洞見是:神學不可能完全脫離歷史。人們在不同時代、文化與社會環境中閱讀聖經,面對的問題不同,因此需要在忠於福音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如何宣講與實踐信仰。
可以把他的取向整理為三個步驟:
- 辨識處境: 了解人民的歷史、政治、文化、經濟與宗教經驗。
- 重新詮釋: 讓聖經的信息進入具體處境,回應當代人民面對的問題。
- 形成見證: 使教會在宣教、牧養與公共生活中作出信仰回應。
黃彰輝特別重要的貢獻,是把處境化從文化適應的問題提升為神學方法的問題。教會不只是思考如何使福音更容易被接受,也要反省自己是否把西方歷史形成的神學表達,誤認為福音唯一可能的形式。
2. 宋泉盛:從人民的故事重新述說福音
宋泉盛進一步追問:如果神學必須進入人民的生活,那麼人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他們又如何透過故事表達痛苦、盼望、身分與信仰?
他的「第三眼」強調亞洲人應當從自己的文化與歷史經驗觀看基督;「故事神學」則使這個方法更具體:聆聽民間故事、家庭故事、受苦者的生命故事,並讓這些故事與聖經敘事相遇。
例如,一位台灣農民因土地徵收而失去家園,他的故事不只是政策爭議,也可能提出神學問題:
- 土地對人的身分與尊嚴有何意義?
- 權力與財富如何影響弱勢者?
- 出埃及記中上帝聽見受苦者哀聲的敘事,如何照亮今日的處境?
宋泉盛的貢獻,是使一般人民不再只是教會宣教的對象,而成為神學必須認真聆聽的主體。波士頓大學的神學資料也指出,他的方法結合解放神學、敘事神學、聖經神學與文化神學。
3. 兩者的關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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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面向 |
黃彰輝 |
宋泉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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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主要焦點 |
神學如何在處境中形成 |
如何從人民故事重新述說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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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對象 |
歷史、文化、社會與教會處境 |
人民故事、文化敘事與苦難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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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工作 |
處境辨識與神學重新詮釋 |
聆聽、解讀與重新敘述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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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貢獻 |
建立處境化的神學方法 |
發展具有亞洲特色的故事神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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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風險 |
處境分析可能被政治或文化意識形態支配 |
故事可能被神學家重新詮釋到失去原有意義 |
初步判斷:黃彰輝主要提供神學方法的整體框架;宋泉盛則特別深化這個框架中的敘事與人民經驗面向。
這是分析性的區分,不是說兩人的思想可以完全分開。
三、第二個層面:聖經觀——聖經是規範,還是人民故事的一部分?
這是兩者比較中最重要、也最需要謹慎處理的問題。
1. 黃彰輝:在不斷變動的處境中重新聆聽聖經
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並不是主張每個時代都可以任意改變聖經的信息。其核心在於:上帝的話語與人的歷史處境相遇時,教會必須作出具體而負責任的詮釋。
他所推動的神學教育更新,反對把神學當成一套只需重複的固定公式。神學教育必須使學生能夠在真實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環境中,辨識信仰的意義及其實踐要求。相關研究將這種取向概括為:神學是對上帝在歷史與人類經驗中自我顯明的回應。
例如,閱讀阿摩司書 5:21–24 時,教會不能只討論古代以色列的敬拜制度,也應追問:今日的敬拜是否與社會公義分離?教會是否一面宣講信仰,一面忽略弱勢者所承受的不公?
這種閱讀方式不是讓當代政治議題決定經文的意思,而是讓經文對當代社會發出批判與呼召。
2. 宋泉盛:讓聖經故事與亞洲人民的故事相遇
宋泉盛不只問聖經「原本說了什麼」,也問這個故事如何進入亞洲人民的生活,以及人民的故事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看見經文所揭示的上帝。
他將亞洲民間故事、人民的生命經驗與聖經故事並置,藉此發掘其中的存在意義與神學問題。
例如,閱讀出埃及記 3:7–10 時,可以同時聆聽台灣工人、漁民、農民或受歧視者的故事,並比較:
- 以色列人如何描述自己的苦難?
- 今日受苦者如何理解自己的處境?
- 經文如何挑戰造成壓迫的制度?
- 上帝的拯救如何成為今日教會的使命?
不過,宋泉盛的神學也帶出一個重要爭議。他在相關著作中傾向將聖經中的救恩歷史理解為認識上帝普世工作的一種模式,而不是限制上帝工作的唯一範本。這使他能夠更積極地探討上帝在非基督教文化中的工作,但也引發聖經啟示的獨特性、權威與救贖歷史地位等問題。
3. 從改革宗角度評估
改革宗神學可以肯定兩人的共同洞見:讀經不能脫離真實生活,神學也不能只停留在抽象教義。
然而,必須區分三個層次:
第一層:聖經的規範性
聖經作為上帝所默示的話語,是教會信仰與生活的最高規範(提摩太後書 3:16–17)。
第二層:處境中的詮釋
人的文化、歷史與經驗能幫助我們提出問題,卻不能自行決定聖經必須說什麼。
第三層:神學辨識
教會必須檢驗哪些文化元素可以被接納、哪些需要被轉化、哪些必須受到福音的批判。
這與改革宗的「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有關。唯獨聖經不是拒絕文化與經驗,而是不讓任何文化、經驗或政治立場取得高於聖經的最終權威。
因此,改革宗教會可以採用宋泉盛的故事神學方法,卻不必接受其所有關於救恩歷史與宗教多元的神學判斷。
四、第三個層面:基督論——耶穌基督如何與人民的歷史相遇?
1. 黃彰輝:基督的福音必須進入具體歷史
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強調,教會不能把耶穌基督的福音限制在私人靈性生活或個人得救的範圍。
如果基督是世界的主,祂的主權就與人的歷史、社會關係、文化身分及公共生活有關。基督徒因此需要在具體的歷史處境中,辨識福音對不公義、殖民壓迫與人的尊嚴所提出的要求。
這並不表示黃彰輝的基督論只有政治意義,而是說:基督的主權不能被教會縮減為與社會無關的宗教領域。
2. 宋泉盛:受苦人民與被釘十字架的耶穌
宋泉盛的基督論更直接地將耶穌的十字架與亞洲人民的苦難連結起來。
在 Jesus, the Crucified People(1990)中,他以強烈的神學語言指出,耶穌的受苦故事與被壓迫人民的受苦故事不能彼此隔絕。當人們因不義而受苦時,教會不能只在禮拜中紀念十字架,卻不理會現實中的受苦者。
這個觀點具有很強的牧養與公共神學意義:教會是否願意走向被排斥的人?是否願意承擔陪伴受苦者的代價?
然而,宋泉盛所使用的「耶穌就是被釘十字架的人民」這類表述,也需要從基督論上仔細辨識。
從改革宗的角度看,可以肯定基督與祂的百姓有真實的聯合,也肯定基督認同受苦者;但不能因此將基督與所有受苦者直接等同。
必須保留以下區分:
- 基督的獨特性: 耶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是唯一的中保。
- 基督的救贖工作: 祂藉十字架與復活成就罪人與上帝和好的救恩。
- 教會的使命: 教會跟隨基督,與受苦者同行,抵抗不義,見證復活的盼望。
因此,受苦人民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十字架的社會意義,卻不能取代十字架作為基督獨特救贖事件的地位。
3. 兩人的基督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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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黃彰輝 |
宋泉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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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處境 |
基督的福音必須在歷史中被理解和實踐 |
基督的故事與亞洲人民的故事彼此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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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意義 |
基督的主權對歷史與社會提出要求 |
十字架揭露人民受壓迫的現實,也帶來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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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責任 |
在處境中作忠實而具體的信仰見證 |
與受苦者同行,參與公義與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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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問題 |
避免將基督的福音簡化為政治方案 |
避免將基督的獨特身分與救贖工作簡化為人民受苦的象徵 |
兩人的共同提醒是:不能把基督留在教堂裡。
但改革宗神學還要補充:我們之所以能夠在人民的苦難中辨認基督的呼召,是因為我們首先在聖經的見證中認識那位獨一的基督。
五、第四個層面:社會公義觀——教會是否必須介入公共生活?
兩人的處境神學並不是純粹的文化研究,而是要求教會反省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過,黃彰輝與宋泉盛的關懷重心及表達方式仍有差異。
1. 黃彰輝:處境化具有先知性的公共責任
黃彰輝的神學與台灣長老教會的民主、人權及自決運動有密切的歷史關聯。他不只在神學教育中倡導處境化,也親身參與台灣的公共事務。
他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對殖民處境與身分問題有切身經驗。後來,他在世界教會協會的神學教育基金工作,推動神學教育與第三世界教會的實際處境連結。相關研究也記錄了他對台灣民主、人權及人民自決的投入。
黃彰輝的思想帶出一個重要原則:
教會不應只為受苦的人提供心靈安慰,也應反省造成苦難的社會結構。
例如,當人民遭受政治壓迫時,教會不能只勸勉他們忍耐,也要問:公權力是否受到制衡?人民的尊嚴是否受到保障?教會是否有責任為受壓迫者發聲?
這使處境化神學具有先知性的特質:它不只解釋世界,也要求教會在上帝的話語下辨識世界需要改變的地方。
2. 宋泉盛:與受苦人民同行,讓公義成為福音的實際見證
宋泉盛更著重從人民的故事辨認社會不義,並把上帝的憐憫、十字架與復活的盼望連結起來。
在他的神學中,公義與自由不只是政治口號,也涉及人的尊嚴、群體關係與完整生命。教會參與上帝的使命,不應只以增加信徒人數為目標,也必須關心上帝如何在受苦人民的處境中施行憐憫與拯救。
這個方向對牧養工作有重要啟發:
- 聆聽受苦者的故事,而不是急著判斷他們。
- 陪伴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而不是只要求他們忍耐。
- 把個人痛苦放回社會脈絡,辨認制度性的問題。
- 以群體關懷、公共倡議與實際行動見證福音。
宋泉盛的特點,是從人民的具體故事與受苦經驗,讓教會重新看見公義問題背後的人。
3. 兩人的差異:公共責任與人民經驗
黃彰輝:教會如何忠實回應歷史?
重點是神學教育、教會使命與歷史處境之間的關係。教會需要辨識時代的問題,並作出具先知性及公共性的回應。
宋泉盛:教會如何與受苦人民同行?
重點是透過人民故事看見苦難、尊嚴與盼望,使上帝的憐憫與公義在具體的人際及社會關係中被見證。
這個區分是兩人思想的主要傾向,而不是絕對的分野。黃彰輝也重視人民的主體性,宋泉盛也關心整體歷史與制度。
從改革宗角度來看,兩人的社會公義觀都可以與上帝的創造、人的尊嚴、罪對社會結構的破壞,以及上帝對公義的要求進行對話。但教會也要避免把任何政治運動直接等同於上帝國,並持續以聖經檢驗自己的政治判斷。
六、第五個層面:對台灣教會的影響——從外來信仰走向本土見證
黃彰輝與宋泉盛的影響,不只是學術神學的發展,也涉及台灣長老教會如何理解自己與台灣社會的關係。
1. 黃彰輝:使處境化成為教會的神學方法
黃彰輝的重要貢獻,是使「處境化」成為神學教育與教會使命的重要原則。
他所推動的工作,影響了後來神學家對台灣歷史、人民身分、民主、人權及教會公共責任的討論。2018 年出版的 Wrestling with God in Context:
Revisiting the Theology and Social Vision of Shoki Coe,便從神學方法、聖經詮釋、教會論與社會願景等不同面向,重新評估他的思想。
他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三方面:
- 神學教育本土化: 神學訓練不應只複製西方教材,而必須理解台灣的歷史與文化。
- 教會公共化: 教會的信仰見證包括人權、民主、人民尊嚴與公共責任。
- 神學方法更新: 神學不是單純重述教義,而是使教義在新的歷史處境中得到負責任的理解與實踐。
2. 宋泉盛:使台灣人民的故事成為神學的重要素材
宋泉盛進一步推動教會從亞洲文化與人民經驗出發,反省上帝如何在非西方世界被理解與見證。
他的第三眼神學、故事神學與受苦人民神學,為台灣教會提供了不同於單純移植西方神學的表達方式。相關學術研究指出,故事神學一方面使亞洲人民的生活經驗進入神學反省,另一方面也引發故事原有意義是否被神學家過度重新詮釋的問題。
他的影響可從以下幾方面理解:
- 本土文化: 台灣的語言、民間故事與地方記憶,可以成為教會認識處境的重要資源。
- 人民主體性: 一般人的生命經驗不是次要材料,而是神學需要聆聽的聲音。
- 牧養實踐: 教會可以透過生命故事,理解會友的家庭、勞動、失落、盼望與信仰。
- 普世神學: 亞洲教會不只是接受西方神學,也可以為全球基督教提供神學洞見。
3. 兩人的影響如何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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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
黃彰輝的啟發 |
宋泉盛的啟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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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 |
從聖經回應台灣的歷史處境 |
以人民故事與聖經故事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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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 |
辨識社會環境對信徒生命的影響 |
聆聽個人與家庭的生命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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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宣教 |
分析社區的結構性問題 |
理解居民自己的故事與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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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責任 |
反省人權、民主與教會的先知性角色 |
與受苦者同行,實踐憐憫與公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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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 |
建立處境化的研究與教學方法 |
培養敘事詮釋及亞洲神學想像力 |
兩人共同促成的轉變是:台灣教會不再只問「如何把基督教帶給台灣人」,也開始問「如何在台灣人民的歷史中,忠實地理解、宣講並實踐福音」。
不過,不能把台灣長老教會的民主化與人權運動完全歸功於這兩位神學家。這些發展也來自許多牧者、信徒、社會運動者及其他本土神學家的共同努力。
七、兩種神學的共同限制與批判
深入研究時,不應只列出兩人的貢獻,也需要辨認他們的神學方法可能遇到的困難。
1. 處境是否會成為新的權威?
處境化神學重視歷史與文化,但任何時代的社會運動、民族認同或政治理想,也可能包含錯誤與偶像化的傾向。
因此,不能因為某種主張代表本土文化,就認定它必然符合福音;也不能因為某項政治行動聲稱追求解放,就認定它必然是上帝國的實現。
改革宗神學需要保留先知性的雙重批判:聖經既能批判外來權力,也能批判本土社會自身的不義。
2. 人民故事是否會被神學家利用?
故事神學的優勢是聆聽人民,但其危險也正在這裡。
當神學家把人民故事放進自己的神學架構時,可能只選擇符合自己立場的部分,忽略故事原有的文化意義,或讓受訪者成為證明某個神學主張的工具。
2025 年紀念宋泉盛的神學研討會論文,便提出對此問題的建設性反思,主張發展「互敘脈絡性」的方法,使不同文化與宗教傳統的故事能夠彼此對話,而不是被單一的神學框架完全吸收。
對台灣教會而言,這表示我們聆聽居民的故事時,不應只問:「這個故事可以怎樣用來講道?」還應問:「我們是否真正理解說故事的人?他是否同意我們對他的經驗所作的詮釋?」
3. 社會公義是否會取代福音?
兩人都強調教會的公共責任,但改革宗教會仍須避免把福音縮減成政治改革或社會服務。
基督教福音包含罪得赦免、與上帝和好、生命更新、群體成聖,以及對上帝國完全實現的盼望。社會公義是福音不可忽略的實踐面向,卻不能取代基督的救贖工作。
同樣地,若教會只傳講個人得救,卻不理會不義與受苦者,也會使福音失去重要的公共見證。
八、將兩種神學運用於清水長老教會
對清水長老教會而言,最有價值的不是選擇黃彰輝或宋泉盛其中一人,而是把兩人的方法結合,並讓聖經與改革宗信仰成為辨識的規範。
一套可實際運用的「處境—故事—聖經—行動」架構
- 處境診斷:借鑑黃彰輝
研究清水的歷史、產業、人口變化、社區需求、世代關係及教會的公共角色。不要只問教會有多少會友,也要問教會所處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
- 聆聽人民:借鑑宋泉盛
訪談長輩、青年、漁農家庭、勞動者及社區居民,記錄他們對地方的記憶、生活困難、信仰經驗與未來盼望。尊重受訪者的原意與隱私。
- 聖經與改革宗辨識
將社區故事帶到聖經面前,例如出埃及記 3:7–10、阿摩司書 5:21–24、路加福音 4:18–19。檢驗故事所反映的苦難與盼望,並以基督的救贖、上帝的公義及人的尊嚴作神學反省。
- 形成具體教會行動
按照實際需要發展長者陪伴、家庭支持、青年參與、環境關懷、社區對話或弱勢者服務。不要預先假設社區需要什麼,而要讓研究結果與居民共同決定行動方向。
- 定期評估與改革
檢視教會的行動是否真正幫助人、是否尊重受助者的尊嚴,以及是否符合福音。必要時修正原有事工,實踐改革宗「教會持續改革」的精神。
例如,若教會聽見長輩因產業變遷而失去歸屬感,宋泉盛的方法會提醒我們先聆聽他們的故事;黃彰輝的方法則會促使我們進一步研究產業、世代與社區結構如何改變。接著,教會以聖經辨識自身的責任,最後才決定如何陪伴與行動。
這樣的過程不會把人民的故事直接等同於上帝的啟示,也不會把聖經當作與社區生活無關的抽象教義。
九、學術研究的延伸閱讀
以下資料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前兩項是原典,後兩項則有助於理解兩人的思想及其學術爭議。
1. M. P. Joseph, Po Ho Huang, and Victor Hsu, eds.
Wrestling with God in Context: Revisiting the Theology
and Social Vision of Shoki Coe. Fortress Press, 2018.
研究黃彰輝的神學方法、處境化、聖經詮釋與社會願景的重要論文集。
2. Choan-Seng Song
Third-Eye Theology: Theology in Formation in Asian
Settings. Orbis Books, 1979.
理解宋泉盛如何從亞洲歷史、文化與人民經驗發展處境神學的核心原典。
3. Choan-Seng Song
Tell Us Our Names: Story Theology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 Orbis Books, 1984.
研究故事神學、文化身分與亞洲人民的敘事經驗。
4. Kijin James Wu(吳基仁)
〈扎根於互敘脈絡性的處境神學建構:對宋泉盛故事神學的建設性反思〉,2025 年紀念宋泉盛牧師神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對故事神學的詮釋權力、跨宗教對話與方法論限制提出進一步討論。
十、結論:如何在改革宗信仰中整合兩種神學?
我認為,黃彰輝與宋泉盛最重要的共同貢獻,是使台灣教會明白:忠於普世福音,不等於複製西方神學;關心本土處境,也不等於放棄聖經的權威。
兩人的主要差異,可以最後濃縮為三句話:
- 黃彰輝提醒教會: 要在真實的歷史處境中,重新聆聽上帝的話語,並承擔公共責任。
- 宋泉盛提醒教會: 要認真聆聽人民的故事,在亞洲文化與受苦者的經驗中,重新述說福音。
- 改革宗神學提醒教會: 無論處境分析或故事詮釋,都必須接受聖經的規範,並以基督獨特的救贖工作為中心。
因此,對清水長老教會而言,理想的神學實踐不是單純地「在地化」,而是讓聖經、人民故事、歷史分析、改革宗教義與教會行動形成持續的對話。
教會要聆聽人民,卻不把人民的經驗絕對化;要追求公義,卻不把任何政治理想等同於上帝國;要尊重台灣文化,卻也讓福音批判文化中的不義。
這才是既具有台灣本土根基,又能忠於基督信仰的處境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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