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家

 

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狀況日益惡化。西方列強將種種屈辱加於中華民族，中國反抗列強侵略的戰爭連連失敗；在思想文化方面，西風東漸，傳統倫理觀念和價值系統開始崩潰，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中，步步艱難。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未來的建立，迎接西方的挑戰，找到一條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正確道路，成為了知識分子苦苦思慮的重大現實問題。

 

就在這時期，也就五四運動時(1920年5月4日)開始到現在，各種思想學術應運而生：國粹主義派、中體西用派、全盤西化派，不一而足。其中以梁漱溟、張君勵、馮友籣、賀麟、熊十力等在中國，五十年代以後，有牟宗山、唐君毅、徐復觀、錢穆為港台現代新儒家，海外有杜維明等等為代表的知織份子，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價值系統。自本世紀20年代起，力圖在中西文化衝突和傳統與現代的衝突中，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和主導地位，並以此為基礎來會通西學，融合中西，以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這些知識分子便是我們所說的現代新儒家。

 

歷史背景

 

    現代新儒學是相對於先秦原始儒學和宋明新儒學而言的。一般認為，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苟子為代表的儒學，是儒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稱之為原始儒學。宋明時期援佛入儒，對儒學進行改造，使儒學哲理化，是儒學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儒學被稱為新儒學，其哲學家被稱為新儒家。“五四”前後，一批知織份子，面對中國傳統倫理和價值系統的崩潰，痛心疾首，欲圖恢復傳統文化的地位和價值系統，弘揚儒學，以適應時代潮流，這是儒學發展的第三階段，也就是現代人所稱的現代新儒學。

 

人物和思想

 

    梁漱溟是現代新儒家的先驅。早在1922年，他就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他認為，東西文人差異在於“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他以“意欲”向前、向後、持中為標準，將西方、印度、中國三大文化系統歸結為三條不同的路向，認為只有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嘗到“人生的真味”。梁氏認為儒家才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他高“世界末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在五四反儒學、反傳統的高潮時期，他就公開高舉儒家旗幟，提倡孔學，鼓吹“走孔家的路，除了”替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

 

熊十力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中年崇信佛學，推崇法相唯識論，後由佛歸儒，以〈易傳〉為宗，獨創“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他認為五四運動以後，人們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追求，實際只是情緒化地執箸於西方思想的皮毛，是盲目崇拜的心態作祟。他要求對西方的認識必須與中國價值系統的重建相輔而行，即是須先建立中國文化之“’體”，而他的哲學就是從本體論上為此而作的努力。

 

   賀麟倡導的是「新心學」。「新心學」是西方新黑格爾主義和中國陸(陸象山)王(王陽明)心學的相結合的產物。賀麟對國粹主義和全盤西化的觀點都持否定的態度。他在l941年提出了「現代新儒學」一文。這篇論文被看作是現代新儒學的宣言和代表成。在文中，他明確地提出了“以儒家思想為本體，以西洋文化為用具”的主張。他認為，數千年來，儒家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改造，總是能夠適應新的時代精神。他認為“民族復興，以本質上說，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他主張輸入與把握西方文化，以充實儒家思想。

 

    馮友蘭鼓吹的是“新理學”。他在抗戰時期寫了《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知言》等“貞元六書”，集中宣傳了他的“接近於程(程明道)朱(朱熹)道學的那套思想”。他公開聲明，他的新理學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而不是“’照著”講的。他所謂的“’新”，在於他以程朱道學為正宗，吸收西方哲學，主要是用新實在論的邏輯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傳統哲學，改造宋明理學，把新實在論與程朱道學融合起來。

 

    一般來說，以上梁、熊、賀、馮四位現代新儒家所代表的學術思潮，是現代新儒學發展的前期階段。中國被共產統治以後，現代新儒學的陣容轉移到了港台地區，並得到了新的發展。他們認為，現時東西文化應以平等眼光看待對方。他們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場上，依據傳統儒學(主要是陸王心學)，竭力闡揚中國文化的價值。他們認為中國哲學及文化以心性為一切價值的根基。傳統的心性之學以性善論為主流。心性學是人的道德實踐的基礎，它“依覺悟而生實踐，依實踐而增覺悟，知行相須而進”。中國倫理道德應而有了人的內心精神而生活的依據，及其兩包含的宗教的超越感情。其人生道德主張天人合一；天內在於人，人上通於天。中國的義之學，目標在於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他們剖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優缺點，探討了中西文化的結合問題，並對世界未來文化作了展望。認為中國精神文明高於西方，西方應向中國學習。

 

    大致來說，現代新儒學思想具有以下特徵：

 

一. 有堅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場。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肯定中國文化有活的內在生命力，主張以中國文化的價值為基本取向，融合西方文化。

 

二. 有強烈的民族文化的心態。希望全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認同”，取得“共識”，以弘揚中國文化。

 

三. 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同化力，與現代化並不相矛盾，中國文化本身含著發展科技的思想。

 

四. 中道高於西器。認為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帶來了思想上的一系列弊端。中國文化才能解決現代社會以及後工業文明的問題。

 

五. 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中國文化應吸納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民主等思想，使人自己不僅成為道德實踐的主體，而且培養出現代意義的中國文化。

 

六. 具有開闊的文化視野。他們立足傳統，面對現實，放眼世界，欲圖把中國文化納人世界文化體系之中，而又保持中國文化的價值和特色。

 

七. 具有鮮明的自信自強的主體意識和自尊自守的獨立人格。負著歷史的使命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

 

    六、七十年代，由於西方資本主義高度發達而帶來精神上的失敗，由於亞洲一些國家走西化科技路線的成功(例如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由於中國文化革命而造成精神價值的解體，使現代新儒家更堅信其思想方向之正確，因而更加活躍，掀起了“儒學復興”的波瀾。

 

    一般上，批判現代新儒學的思想有以下的評論：

 

一. 把內涵豐富的的中國文化簡單地歸結為儒家文化。

 

二. 過分強調文化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三. 貶低了或是否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正確思想方向。

 

四. 遮蓋了許多儒家思想中的弊端。當今許多中國人(華人)社會中的許多垢病都於儒家傳統思想的“基因”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