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以後的神學以未來為主，以末世論為中心思想。在現代神學家看來，所謂「末世」並不是經過長遠過程而來的某一遙遠國度，也不是宇宙終了時的大審判，而是在歷史中遭遇上帝。
在
這種看法中，上帝是一個「事件」，救恩是一個「末世事件」，是一件出乎我們意料以外的歷史事件，它打碎我們固定不變的自我形象，使我們重新評估自己的觀念
及看法。在傳統基督教的說法裡，「與上帝相遇」就是同時接受審判和恩典；上帝既是一個歷史事件，當它粉碎了我們現有的觀念系統峙，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種
「審判」；但是此一事件也同時教我們評估自己，得到新的觀點，新的自由，所以也可以看成一種「恩典」。這種同時接受審判和恩典的的歷史經驗，就是與上帝在
歷史中相遇了。
戈高登常說「上帝用越戰來粉碎美國人的世界觀」，或「反殖民主義的革命是上帝的歷史作為」。這並不是說上帝是那些歷史事件的物理、生理、社會、經濟等科學原因──簡稱「物理原因」。而是說上帝是那些事件的「最後原因」──即「目的」。
這兩種原因的區別可以用下例說明：若有人問「為什麼警報響了？」他可能是探詢警報之所以響的物理原因；那麼我們就告訴他是因為電流和喇叭等的機械作用。他也可能是詢問警報之所以響的最後原因，即目的；我們則回答，它是在警告人們有敵機臨空。
明白了這個基本觀念，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戈高登說人可以自由的塑造世界，但必須為他們的行動負責。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是產生越戰或其他歷史事件的物理原因 （故而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上帝卻是這些事件的最後原因──上帝就是歷史的目的。（如果上帝是歷史的物理原因，那麼人可以把一切事件和現象歸罪於上帝，自己不必負責任了。）
戈高登以美國參加越戰為例說明「上帝是一個歷史事件」倒底是什麼意思。美國一向有一個固定的自我形象，認為自己是民主鬥士、世界警察、上帝的選民，因此要堅決反 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扼止它的蔓延。隨著這個自我形象而來的還有一些期望與目標，美國在外交上固然以本身利益為前提，但是追根究柢，這本身利益仍是建立在 那個自我形象上。他們相信，只要原則對、目標對，「有力便有理」。
可是越戰的經驗使美國的「力」與「理」都開始動搖。美國有最現代化的武器和軍隊，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力」，但是卻無法撲滅裝備落伍、烏合之眾的越共游擊隊。 美
國自認「理」直氣壯，是正義之師，但是在越南堅強的民族主義面前，卻顯得無「理」可據。結果美國的「力」造成一場可怕的殺戮，老的、少的、士兵、平民，全
都遭殃，造成全面混亂，使越南土地荒蕪。這一切成果與美國預期的目標都正好背道而馳。面對越共及北越視死如歸的決心及美國所支持的越南政權的腐敗，美國不
得不省察自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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