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般人講到「傳統」，就會以為是指羅馬天主教的「權威說法」，但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每一個更正教的宗派也都有其權威式的「傳統」，從許多方面而言，這些傳
統和羅馬天主教之教條的約束力不相上下。基本上，「傳統」是指一套信念與作法，是某種運動在歷史中發展而來，對現今該團體的形式具指導與定型作用。借用一
首舊的福音詩歌，歌詞稍微變化一下，可以說：「我怎麼知道？因為教會這樣告訴我。」
我
們翻開聖經，會選讀配合教會教條的經文，就是教會教我們相信的內容。從某個角度而言，這是必要的，因為這種神學的根底提供了發展系統信仰的架構。問題是，
下一條街的教會有另一套教義， 和另一套證明經文，而我個人常沒有留意，在談到同一個問題時，我們採取的看法何等不同。
因 此，我們有必要去瞭解教義歷史，並且採用批判式建設性的方法，來看某個教義形成過程中所受到背後社會與文化母體的影響。神學家首先要將自己的信念放入歷史 互動的光譜中，並去瞭解，這些信念的每一方面，與教會教義之發展結構究竟可以怎樣相配。當我們發現，自己教會的傳統並不能追溯到使徒本身（無論其背後聲明 的理由是如何動聽），乃是來自教會的衝突，並不是純粹出於神學的推理，實在會讓人感到顏面無光。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對所有信條和信仰告白存疑。它們當中 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就像當初設定之時一樣。然而，我們不能依據傳統來宣告某項信念是可靠的，因為傳統只是一個模式，它本身必須澄清，而如果經過研究，發 現它有需要變更的地方，就要去改變。
換言之，所有傳統都必須服在聖經更高的權威之下。例如，我仍然能夠宣讀使徒信經，但是要省略其中的一句：「降到陰間」，因為我研究以弗所書四章 8-10節和彼得前書三章18-20節，讓我不贊同傳統的信念，即：基督在復活之後曾降到陰間（死人的世界）。相反的，我相信，彼得前書的經文是顯示，在復活之後，基督曾向邪靈宣告勝利。所以，我必須把那句話從使徒信經中拿掉，不過其餘的信條仍然是神學聲明的架構。
要訣是承認教會傳統的本質是解釋性的。它們本身並不擁有權威，是否有效，端視與聖經真理是否相符。每一則信仰告白都出於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惠斯丁說： 「既然信仰告白都宣稱，它們是聖經的解釋--其 本身並未變成永恆的聖經；因此，每一則信條都反映出當時的神學與非神學之思潮，這樣一來，它便只是一種神學 模式，無論在那個傳統中，它經過曆世歷代，已佔有何等高的權威」。既是模式，它便可以再檢視，若有必要，則需修正，或根據更進一步的聖經研究與社會歷史的 反思，再作重述。每種傳統不僅是聖經研究的結果，也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不單應當檢視它在聖經方面的可靠性，也要察驗其社會歷史狀況 是否能與今日相配。許多信條，如尼西亞或亞他那修信經，對今日仍然適用，就像當年一樣。不過，我們必須常說明其中的用詞，並且將它重寫，讓現代人可以瞭 解。
因 此，我們有必要去瞭解教義歷史，並且採用批判式建設性的方法，來看某個教義形成過程中所受到背後社會與文化母體的影響。神學家首先要將自己的信念放入歷史 互動的光譜中，並去瞭解，這些信念的每一方面，與教會教義之發展結構究竟可以怎樣相配。當我們發現，自己教會的傳統並不能追溯到使徒本身（無論其背後聲明 的理由是如何動聽），乃是來自教會的衝突，並不是純粹出於神學的推理，實在會讓人感到顏面無光。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對所有信條和信仰告白存疑。它們當中 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就像當初設定之時一樣。然而，我們不能依據傳統來宣告某項信念是可靠的，因為傳統只是一個模式，它本身必須澄清，而如果經過研究，發 現它有需要變更的地方，就要去改變。
換言之，所有傳統都必須服在聖經更高的權威之下。例如，我仍然能夠宣讀使徒信經，但是要省略其中的一句：「降到陰間」，因為我研究以弗所書四章 8-10節和彼得前書三章18-20節，讓我不贊同傳統的信念，即：基督在復活之後曾降到陰間（死人的世界）。相反的，我相信，彼得前書的經文是顯示，在復活之後，基督曾向邪靈宣告勝利。所以，我必須把那句話從使徒信經中拿掉，不過其餘的信條仍然是神學聲明的架構。
要訣是承認教會傳統的本質是解釋性的。它們本身並不擁有權威，是否有效，端視與聖經真理是否相符。每一則信仰告白都出於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惠斯丁說： 「既然信仰告白都宣稱，它們是聖經的解釋--其 本身並未變成永恆的聖經；因此，每一則信條都反映出當時的神學與非神學之思潮，這樣一來，它便只是一種神學 模式，無論在那個傳統中，它經過曆世歷代，已佔有何等高的權威」。既是模式，它便可以再檢視，若有必要，則需修正，或根據更進一步的聖經研究與社會歷史的 反思，再作重述。每種傳統不僅是聖經研究的結果，也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不單應當檢視它在聖經方面的可靠性，也要察驗其社會歷史狀況 是否能與今日相配。許多信條，如尼西亞或亞他那修信經，對今日仍然適用，就像當年一樣。不過，我們必須常說明其中的用詞，並且將它重寫，讓現代人可以瞭 解。
不過，這並不表示，在神學的陳述上，傳統主要是扮演負面的角色。其實真相並非如此。實際上，如果沒有傳統，就不可能有神學的架構。迦達莫的說明十分正確：
瞭解不可視為是主觀的動作·它只不過是將自己置身于傳統的一種過程中，就是將過去與現在不斷融合的過程。這是釋經理論所必須表達出來的，但過去釋經學的主導概念，常只是一個過程、一種方法。
詮釋者並不直接（或完全客觀地）將聖經的經文應用到當前的問題上。其實，所有神學性的瞭解總是帶歷史性，因為聖經的經文是透過傳統來吸收的。傳統不單提供資料，也塑成我們的先入為主。因此，它在每一次教義的制定上，都扮演積極－－甚至決定性－－的角色。
教 會歷史的任務，是解明傳統的形成與發展。在這個層次上，許多批判神學家拒絕將聖經與傳統分開，因為兩者都是發展過程的一部分，而教會便是在這過程中界定自 己的。當然，這便意味，在基督教頭幾個世紀中，正典的形成過程乃是一種錯誤的努力，因為它將聖經編成法典，高高在上，不容批判去質詢。這些學者要使聖經與 傳統成為不斷重新發展之過程的一部分，隨著教會因應新的情勢，重新肯定自己的身分。然而，我在本書中一直強調，聖經和建立在其上的傳統，是截然不同的。神 學家不斷創造新教義的畫面，在教會歷史中找不到支援。相反的，它所顯明的乃是：基督教領袖應用聖經的真理，來向新的情勢發言。這不是創新，而是處境化。即 使在羅馬天主教中，權威並不是一套憑空而來的新教義，乃是一套對聖經權威的「解釋」。
因 此，教會歷史的任務，是追溯教義的發展。它假定，所有神學體系的基礎，不單在聖經上，也是在過去的歷史裏，因此要設法解明其背後的歷史基礎。此外， 它也假定，每一個教義的形成，都出自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因此必須經過調整，才能適應現今的情境。在這方面，它具有批判作用，要問：從過去而來 的神學模式，是否完全適用於現今的團體，或要問：它是否需要再重新寫過，才能向現代人說話。穆樂（Richard Muller）說得好：
每一個系統神學家都必須牢記在心：他的教義一旦印成書，或出版後不久，就不再是基督教思想的「刀口」，最新的教義形式，乃是成為歷史家的財產；他們的任務，則是以它為受社會與文化影響的檔，反映出不斷前進之信仰團體某一特定時刻的狀況，而加以檢視。
要訣是承認，傳統－－就像信仰告白，甚至信條－－乃是聖經話語處境化的產物（或是如Farley和Hodgson所 稱，解釋的「沉積」）。因此，所有現今的神學聲明，不單發源於聖經，也出自歷史，可以說是受歷史所左右。今天的教會必須從兩方面來檢視傳統與信條：它們是 否能充分重述聖經真理，以及它們是否夠反映出現今團體的信念。這兩方面一定會有張力。穆樂說，若在神學推理上想要保持客觀，辦法不是對過去採取毫無偏見、 毫無興趣的態度，而是要「對歷史材 料以良好的方法進行分析」。我們必須謹記，手中的資料、我們的團體、甚至我們本身，以及一切的瞭解，都會受到歷史和環境的影響。這種認識讓我們能將聖經和 傳統真理重新處境化，來適應我們目前的需要。
所 以，聖經提供了內容，而傳統將聖經模式重新處境化，發展出新的模式，讓當前的信仰團體可以重塑教義，向今天的人清楚的說話，就像當年聖經檔和傳統信條曾向 那時代的人說話一樣。此外，思考歷史事件，也會看到正面與負面的榜樣，使我們對自己的前提更提高警覺，要讓聖經來作最後的裁奪。它也幫助我們，將自己教會 的傳統放在教會歷史的光譜中，這樣，若我們所屬的信仰團體對自己的信念有不當的「無誤觀」，也可以糾正過來。
我們需要發現自己傳統的歷史起源（通常主要是政治狀況），這樣便會對我們的神學對手更能欣賞。例如，我們發現，改革宗的傳統根源於奧古斯丁，而更深的根基則在加爾文；亞米念派的根源是亞米念（Arminius）與衛斯理（John Wesley）；時代主義的根源是上世紀普利茅斯弟兄會運動（Plymouth Brethren movemet）。這些傳統都不能溯源至第一世紀。甚至天主教真正的根源，也是在第二與第三世紀羅馬與亞歷山大的政治鬥爭。我同意，這種觀察所帶來的謙卑，可以防止因次要教義而產生分裂，這樣作實在毫無必要。
簡言之，傳統在神學架構上，有消極和積極兩種作用。消極方面，它對我們信念的影響常超過聖經，以致阻礙了真理的發掘。積極方面，它能指引我們，對我們任務的每一步都提供資料，在瞭解上是不可少的助力。
詮釋者並不直接（或完全客觀地）將聖經的經文應用到當前的問題上。其實，所有神學性的瞭解總是帶歷史性，因為聖經的經文是透過傳統來吸收的。傳統不單提供資料，也塑成我們的先入為主。因此，它在每一次教義的制定上，都扮演積極－－甚至決定性－－的角色。
教 會歷史的任務，是解明傳統的形成與發展。在這個層次上，許多批判神學家拒絕將聖經與傳統分開，因為兩者都是發展過程的一部分，而教會便是在這過程中界定自 己的。當然，這便意味，在基督教頭幾個世紀中，正典的形成過程乃是一種錯誤的努力，因為它將聖經編成法典，高高在上，不容批判去質詢。這些學者要使聖經與 傳統成為不斷重新發展之過程的一部分，隨著教會因應新的情勢，重新肯定自己的身分。然而，我在本書中一直強調，聖經和建立在其上的傳統，是截然不同的。神 學家不斷創造新教義的畫面，在教會歷史中找不到支援。相反的，它所顯明的乃是：基督教領袖應用聖經的真理，來向新的情勢發言。這不是創新，而是處境化。即 使在羅馬天主教中，權威並不是一套憑空而來的新教義，乃是一套對聖經權威的「解釋」。
因 此，教會歷史的任務，是追溯教義的發展。它假定，所有神學體系的基礎，不單在聖經上，也是在過去的歷史裏，因此要設法解明其背後的歷史基礎。此外， 它也假定，每一個教義的形成，都出自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因此必須經過調整，才能適應現今的情境。在這方面，它具有批判作用，要問：從過去而來 的神學模式，是否完全適用於現今的團體，或要問：它是否需要再重新寫過，才能向現代人說話。穆樂（Richard Muller）說得好：
每一個系統神學家都必須牢記在心：他的教義一旦印成書，或出版後不久，就不再是基督教思想的「刀口」，最新的教義形式，乃是成為歷史家的財產；他們的任務，則是以它為受社會與文化影響的檔，反映出不斷前進之信仰團體某一特定時刻的狀況，而加以檢視。
要訣是承認，傳統－－就像信仰告白，甚至信條－－乃是聖經話語處境化的產物（或是如Farley和Hodgson所 稱，解釋的「沉積」）。因此，所有現今的神學聲明，不單發源於聖經，也出自歷史，可以說是受歷史所左右。今天的教會必須從兩方面來檢視傳統與信條：它們是 否能充分重述聖經真理，以及它們是否夠反映出現今團體的信念。這兩方面一定會有張力。穆樂說，若在神學推理上想要保持客觀，辦法不是對過去採取毫無偏見、 毫無興趣的態度，而是要「對歷史材 料以良好的方法進行分析」。我們必須謹記，手中的資料、我們的團體、甚至我們本身，以及一切的瞭解，都會受到歷史和環境的影響。這種認識讓我們能將聖經和 傳統真理重新處境化，來適應我們目前的需要。
所 以，聖經提供了內容，而傳統將聖經模式重新處境化，發展出新的模式，讓當前的信仰團體可以重塑教義，向今天的人清楚的說話，就像當年聖經檔和傳統信條曾向 那時代的人說話一樣。此外，思考歷史事件，也會看到正面與負面的榜樣，使我們對自己的前提更提高警覺，要讓聖經來作最後的裁奪。它也幫助我們，將自己教會 的傳統放在教會歷史的光譜中，這樣，若我們所屬的信仰團體對自己的信念有不當的「無誤觀」，也可以糾正過來。
我們需要發現自己傳統的歷史起源（通常主要是政治狀況），這樣便會對我們的神學對手更能欣賞。例如，我們發現，改革宗的傳統根源於奧古斯丁，而更深的根基則在加爾文；亞米念派的根源是亞米念（Arminius）與衛斯理（John Wesley）；時代主義的根源是上世紀普利茅斯弟兄會運動（Plymouth Brethren movemet）。這些傳統都不能溯源至第一世紀。甚至天主教真正的根源，也是在第二與第三世紀羅馬與亞歷山大的政治鬥爭。我同意，這種觀察所帶來的謙卑，可以防止因次要教義而產生分裂，這樣作實在毫無必要。
簡言之，傳統在神學架構上，有消極和積極兩種作用。消極方面，它對我們信念的影響常超過聖經，以致阻礙了真理的發掘。積極方面，它能指引我們，對我們任務的每一步都提供資料，在瞭解上是不可少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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