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討論神學的書，都以這一點為發展有效神學理論最核心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尤其從神學的角度而言，因為有一個可能成立的說法，即：大部分神學聲明，其核心都具隱喻性。對聖經而言，誠然如此。例如，對上帝的稱呼〔「全能的上帝」（ElShaddai）、「阿爸」（Abba）等]，不單是指明上帝的字面名詞，也是隱喻，必須照其上下文來解釋。要瞭解「全能的上帝」（出六3），就必須找出此隱喻在軍事方面的根源，並 明白這意象是指上帝護衛他的百姓，為他們爭戰。「阿爸」同樣是隱喻，刻畫出上帝像一位慈愛的「父」，保護他的兒女。
同 樣，聖經裏的神學概念通常是透過隱喻來表達的。像救恩或洗禮，顯然是隱喻式的名詞，前者的依據是出埃及「拯救」的意象，後者是根據禮儀的意象，在上帝面前 「洗淨」，得著潔淨。事實上，聖經中大半的神學概念都具隱喻性。這是因為，人類受時間限制的語言無法準確表達出永恆的真理。隱喻不單是最佳描述這類概念的 方法，也是聖經中上帝所選用來表達自己的方式。此外，若說隱喻的本質乃是空洞的，或可有可無的，則絕不正確。正確的答案應為：我們要視隱喻為神學的工具， 對它指示的本質要作恰當的解說。
過去對隱喻的看法有兩種。自亞裏斯多德以來，「代替」理論十分盛行，即：隱喻與字面式或命題式用語類似，可以由描述性的聲明來取代。但是，近年來學界的傾向卻變為語意對立觀，或語意互動觀。現在，隱喻被視為一個辭彙的「特殊」用法或暫時性用法，以澄清或描述進一步 的 概念。這兩種觀念不只是互作比較，因為第二個辭彙並不與第一個等同或類似，而是有力地改變了第一個。它們在兩個層次上互動：隱喻本身的一般性用法與象徵性 用法之間的交互作用（如「那個人是熊」裏面的「熊」，這個字只表達出「熊」的某些方面）；以及主體和重述主體的隱喻之間。此外，意義的解釋不在於個別辭彙 的層面，而在於整句話，或整個話語動作的層面。索斯吉斯（Soskice）指出，產生交互作用的，並不是兩個不同的主體，而是整句話中，兩套相關的事。
舉個例子，西番雅書三章17節描述上帝為「得勝的戰士」。第15-17節上以上帝為消滅敵人的英雄；第17節下則描述它在以色列中「默然示愛」，「歡欣喜樂」。兩則隱喻（戰士與歡欣的愛）在經文中並排，互相衝擊，描述出上帝本性的兩方面－－他的公義和愛。此外，這兩則隱喻乃是先 分別與「耶和華上帝」（這也是隱喻式的頭銜）交相作用，然後再彼此作用，才達到以上的結果。這便形成了某種語意的對立，使讀者不得不重新界定他們對上帝的觀念。
令讀者重新思索定義的，不是它們之間的相似處，而是差異處。麥法格指出（他追隨Ricoeur），透過主體與隱喻不尋常的交互作用，產生了一種新的、更擴大的瞭解，這樣的變化便造成「重述」。傳統對主體（上帝）的瞭解，和隱喻中所描述的新品質（在番三17中，戰士與愛的並列），在語意上互相衝突。所造成 的意義改變則顯得更加有力，更加貼切。從這個角度而言，隱喻在語言上不單「控制規律」而已，更是「改變規律」。它們不單遵循既有的規定，也打破規定，在字 面與象徵的真理之間開創新的辯證，使人對「事情是怎樣的」（上帝與世界的關係），在看法上起了改變。
談到這裏，就必須論到隱喻的定義問題。索斯吉斯的定義很正確，他認為隱喻是「以似乎在講其他事的辭彙來講某件事」。這樣，隱喻在與 它要澄清的主體交互作用之下，便開創了它自己的意義。它不需要被「翻譯」為字面意義，才能讓人明白。我們必須分辨字面與隱喻的用語，可是我們只能從整段言 辭或語言動作的層次，才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分別。例如：She went off the deep end， 這句話若是用在游泳的情況，就需按字面解釋（「她從深水處出發」），但用來講精神崩潰，就是隱喻（「她跳入深淵」）。總之，如果一段話中的辭彙，意思是其 慣用的含義，就是字面的聲明；而若意思是相關的含義，以致辭彙之間有交互作用，產生了對主體新而有力的瞭解，那就是隱喻了。
此外，我們不能把隱喻簡化為字面聲明，好像把隱喻視為類比的理論之作法。過去，語言學家曾立論說，隱喻只能在翻譯為直接言論後，才能傳達含義。然而， 隱喻可以按自己的方式來溝通，和字面的話語在認知上同樣有效。若簡化為字面的溝通，它們的實際意義就會產生很大的改變。「他是勇猛的戰士」，和「他是戰士之熊」的意思，並不完全一致。隱喻之不可認知，或缺乏指示價值的說法，如今已不再成立。
事實上，現今的看法正好相反：隱喻可以直接說話，並不需要翻譯成「字面」用語才能瞭解。賓克利（Binkley）指出，雖然隱喻用語背後有字面辭彙 （若沒有，讀者便無法分辨出一個詞在隱喻中的「不尋常用法」），但是卻不需要「翻譯」那象徵的用詞。非直接的隱喻含義，本身便 是可以接觸的。從上下文可以瞭解它，而意義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來傳達。「雖然隱喻並非『按字面的真相』，但是我們不需要假定真相非要用字面表達不可。」
換 言之，隱喻本身是用非直接的方式表達，但是不可以視為與字面用語相反，彷佛和實體非直接的關係（隱喻式），比不上和實體直接的關係（字面式）。其實，沒有 一個詞在字面和隱喻上是黑白分明的：只有上下文能告訴我們，某個字是按字面用，還是按隱喻用；重要的是，在這兩種狀況中，意義都能為人所瞭解。簡 言之，一句話的「真相」，並不倚賴它是否為字面式。索斯吉斯以「含義」和「指示」的分別，來支持隱喻的指示性理論。「含義」是對 可能的意義字典式的定義，而「指示」則是指某個詞在特定上下文中實際的意義。換言之，隱喻放入了指示性意義，使它成為整個語言動作的一部分。此外，這作用是在隱喻下完成的，其溝通的潛力與真相的價值，與字面聲明無異，即：它們亦表達出整段話含義的一部分。
我們不需要跟隨麥法格等人，以為隱喻雖可認知，但是卻為不確定、開放式的。按照麥法格的看法，神學性隱喻指示出實體，但卻不是以積極式或終極式的方式 指明。瞭解隱喻式真理的要訣為：它只是相配的，或合適的，卻不具約束力。這樣一來，隱喻便必須配合特定的狀況；倘若狀況改變，就必須運用更切合的新隱喻。 對 這些學者而言，同化作用是很大的危險，亦即，「滿有震撼力的隱喻，變成耳熟能詳的平庸之言」，這樣就變成了死的隱喻，會被正典化，納入現成的教義中。若出 現這種情形，隱喻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和能塑造意義的能力。新的一代不再視隱喻為「許多解釋中的一種」，如此，它就不再能向現代的狀況說話了。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隱喻式神學」觀，意思就是，除了「為我們這時代」的神學之外，再沒有絕對的標準。掌控我們用語和信念的，是現今的狀況，而不是啟示 或 神學的「真理」。阿斯頓提出一個解決法，他主張，隱喻雖包含它們自己的概念，但是卻不違背其字面的意義。讀者從字面的「模式」中發現新的相似處，而按上下 文的線索，找到正確的抉擇。事實上，隱喻式真理聲明是可以翻譯為字面用語的，如此便可得到證實。不過，阿斯頓講得太過頭了；其實，這只是取代理論的另一種 形式，我們前面已經否定了這種理論。隱喻式溝通可以按其本身的方式來證實，不需要經過「翻譯」。它在語言的形式上與字面式不一樣，但是在溝通的品質上卻 沒有不同；不能說，隱喻只為一部分，惟有字面的真理可以跨越代溝或狀況之溝。隱喻和字面的溝通都可以傳達認知的資訊，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我同意麥法格對隱喻傳達意義的看法，她認為隱喻自有其溝通的方式，充滿活力，引人注目。不過，她認為，所傳達的意義是部分的、不具權威性，我卻不同意 這 觀點。此外，隱喻也不一定會隨時間而「僵化」，即，不再能傳達活潑的新意義，變成字面式，或靜態的教條。神學隱喻，如救恩或代替性贖罪，今天仍然像兩千年 以前一樣，滿有意義。上帝並沒有變成田立克式的象徵，需要不斷的重新定義，人才能瞭解。聖經中神學式的隱喻所描繪的上帝，正是上帝的樣式，滿有權威，而不 是可 以替換的密碼或暗號。
有些人認為，從定義而言，所有神學聲明都具隱喻性，這也不正確。福音派固然有忽略隱喻成分之嫌，自由派則有忽略字面成分之嫌。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 而這個例子非常重要。有關揀選教義的爭論，通常有三個看法：個人性（加爾文派）、集體性，或預知性（亞米念派）。但是它們全都沒有去考察這用詞是字面性或 隱喻性。當然，新約作者常採用以色列人描寫自己在上帝面前獨特地位的辭彙。很可能新約用揀選辭彙（我們是上帝的選民）的主要資訊，乃是這種象徵性的成分，而不 像一般人一樣，以字面方式來用這個詞--意即，以它為描述上帝拯救人的實際過程，就是「揀選」某些人來拯救。至於這種解釋是否回避了某些重要經文的（依傳統 看法）字面式解釋，如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或約翰福音第六章，還有待討論，但是，未來對揀選教義的研究，對隱喻的層面必須多加考慮。
辭 彙有隱喻的一面，也有字面的一面，這兩種成分互相交織以產生意義，而上下文的特定語言記號可以顯示，某一句話的溝通策略為何。所有辭彙與概念（包括神學在 內），都可能是用字面的方式呈現，也可能是用隱喻的方式呈現；詮釋者必須決定，在某種狀況下，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種方式。所產生的意義將按照它自己的 方式來溝通（或字面、或隱喻），這種溝通的本身亦自有權威。字面式的語言動作，並不比隱喻更加「永久」或具約束力，也並不更容易明白。兩種講述方式都以其自己的方式要求人聽從。
同 樣，聖經裏的神學概念通常是透過隱喻來表達的。像救恩或洗禮，顯然是隱喻式的名詞，前者的依據是出埃及「拯救」的意象，後者是根據禮儀的意象，在上帝面前 「洗淨」，得著潔淨。事實上，聖經中大半的神學概念都具隱喻性。這是因為，人類受時間限制的語言無法準確表達出永恆的真理。隱喻不單是最佳描述這類概念的 方法，也是聖經中上帝所選用來表達自己的方式。此外，若說隱喻的本質乃是空洞的，或可有可無的，則絕不正確。正確的答案應為：我們要視隱喻為神學的工具， 對它指示的本質要作恰當的解說。
過去對隱喻的看法有兩種。自亞裏斯多德以來，「代替」理論十分盛行，即：隱喻與字面式或命題式用語類似，可以由描述性的聲明來取代。但是，近年來學界的傾向卻變為語意對立觀，或語意互動觀。現在，隱喻被視為一個辭彙的「特殊」用法或暫時性用法，以澄清或描述進一步 的 概念。這兩種觀念不只是互作比較，因為第二個辭彙並不與第一個等同或類似，而是有力地改變了第一個。它們在兩個層次上互動：隱喻本身的一般性用法與象徵性 用法之間的交互作用（如「那個人是熊」裏面的「熊」，這個字只表達出「熊」的某些方面）；以及主體和重述主體的隱喻之間。此外，意義的解釋不在於個別辭彙 的層面，而在於整句話，或整個話語動作的層面。索斯吉斯（Soskice）指出，產生交互作用的，並不是兩個不同的主體，而是整句話中，兩套相關的事。
舉個例子，西番雅書三章17節描述上帝為「得勝的戰士」。第15-17節上以上帝為消滅敵人的英雄；第17節下則描述它在以色列中「默然示愛」，「歡欣喜樂」。兩則隱喻（戰士與歡欣的愛）在經文中並排，互相衝擊，描述出上帝本性的兩方面－－他的公義和愛。此外，這兩則隱喻乃是先 分別與「耶和華上帝」（這也是隱喻式的頭銜）交相作用，然後再彼此作用，才達到以上的結果。這便形成了某種語意的對立，使讀者不得不重新界定他們對上帝的觀念。
令讀者重新思索定義的，不是它們之間的相似處，而是差異處。麥法格指出（他追隨Ricoeur），透過主體與隱喻不尋常的交互作用，產生了一種新的、更擴大的瞭解，這樣的變化便造成「重述」。傳統對主體（上帝）的瞭解，和隱喻中所描述的新品質（在番三17中，戰士與愛的並列），在語意上互相衝突。所造成 的意義改變則顯得更加有力，更加貼切。從這個角度而言，隱喻在語言上不單「控制規律」而已，更是「改變規律」。它們不單遵循既有的規定，也打破規定，在字 面與象徵的真理之間開創新的辯證，使人對「事情是怎樣的」（上帝與世界的關係），在看法上起了改變。
談到這裏，就必須論到隱喻的定義問題。索斯吉斯的定義很正確，他認為隱喻是「以似乎在講其他事的辭彙來講某件事」。這樣，隱喻在與 它要澄清的主體交互作用之下，便開創了它自己的意義。它不需要被「翻譯」為字面意義，才能讓人明白。我們必須分辨字面與隱喻的用語，可是我們只能從整段言 辭或語言動作的層次，才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分別。例如：She went off the deep end， 這句話若是用在游泳的情況，就需按字面解釋（「她從深水處出發」），但用來講精神崩潰，就是隱喻（「她跳入深淵」）。總之，如果一段話中的辭彙，意思是其 慣用的含義，就是字面的聲明；而若意思是相關的含義，以致辭彙之間有交互作用，產生了對主體新而有力的瞭解，那就是隱喻了。
此外，我們不能把隱喻簡化為字面聲明，好像把隱喻視為類比的理論之作法。過去，語言學家曾立論說，隱喻只能在翻譯為直接言論後，才能傳達含義。然而， 隱喻可以按自己的方式來溝通，和字面的話語在認知上同樣有效。若簡化為字面的溝通，它們的實際意義就會產生很大的改變。「他是勇猛的戰士」，和「他是戰士之熊」的意思，並不完全一致。隱喻之不可認知，或缺乏指示價值的說法，如今已不再成立。
事實上，現今的看法正好相反：隱喻可以直接說話，並不需要翻譯成「字面」用語才能瞭解。賓克利（Binkley）指出，雖然隱喻用語背後有字面辭彙 （若沒有，讀者便無法分辨出一個詞在隱喻中的「不尋常用法」），但是卻不需要「翻譯」那象徵的用詞。非直接的隱喻含義，本身便 是可以接觸的。從上下文可以瞭解它，而意義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來傳達。「雖然隱喻並非『按字面的真相』，但是我們不需要假定真相非要用字面表達不可。」
換 言之，隱喻本身是用非直接的方式表達，但是不可以視為與字面用語相反，彷佛和實體非直接的關係（隱喻式），比不上和實體直接的關係（字面式）。其實，沒有 一個詞在字面和隱喻上是黑白分明的：只有上下文能告訴我們，某個字是按字面用，還是按隱喻用；重要的是，在這兩種狀況中，意義都能為人所瞭解。簡 言之，一句話的「真相」，並不倚賴它是否為字面式。索斯吉斯以「含義」和「指示」的分別，來支持隱喻的指示性理論。「含義」是對 可能的意義字典式的定義，而「指示」則是指某個詞在特定上下文中實際的意義。換言之，隱喻放入了指示性意義，使它成為整個語言動作的一部分。此外，這作用是在隱喻下完成的，其溝通的潛力與真相的價值，與字面聲明無異，即：它們亦表達出整段話含義的一部分。
我們不需要跟隨麥法格等人，以為隱喻雖可認知，但是卻為不確定、開放式的。按照麥法格的看法，神學性隱喻指示出實體，但卻不是以積極式或終極式的方式 指明。瞭解隱喻式真理的要訣為：它只是相配的，或合適的，卻不具約束力。這樣一來，隱喻便必須配合特定的狀況；倘若狀況改變，就必須運用更切合的新隱喻。 對 這些學者而言，同化作用是很大的危險，亦即，「滿有震撼力的隱喻，變成耳熟能詳的平庸之言」，這樣就變成了死的隱喻，會被正典化，納入現成的教義中。若出 現這種情形，隱喻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和能塑造意義的能力。新的一代不再視隱喻為「許多解釋中的一種」，如此，它就不再能向現代的狀況說話了。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隱喻式神學」觀，意思就是，除了「為我們這時代」的神學之外，再沒有絕對的標準。掌控我們用語和信念的，是現今的狀況，而不是啟示 或 神學的「真理」。阿斯頓提出一個解決法，他主張，隱喻雖包含它們自己的概念，但是卻不違背其字面的意義。讀者從字面的「模式」中發現新的相似處，而按上下 文的線索，找到正確的抉擇。事實上，隱喻式真理聲明是可以翻譯為字面用語的，如此便可得到證實。不過，阿斯頓講得太過頭了；其實，這只是取代理論的另一種 形式，我們前面已經否定了這種理論。隱喻式溝通可以按其本身的方式來證實，不需要經過「翻譯」。它在語言的形式上與字面式不一樣，但是在溝通的品質上卻 沒有不同；不能說，隱喻只為一部分，惟有字面的真理可以跨越代溝或狀況之溝。隱喻和字面的溝通都可以傳達認知的資訊，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我同意麥法格對隱喻傳達意義的看法，她認為隱喻自有其溝通的方式，充滿活力，引人注目。不過，她認為，所傳達的意義是部分的、不具權威性，我卻不同意 這 觀點。此外，隱喻也不一定會隨時間而「僵化」，即，不再能傳達活潑的新意義，變成字面式，或靜態的教條。神學隱喻，如救恩或代替性贖罪，今天仍然像兩千年 以前一樣，滿有意義。上帝並沒有變成田立克式的象徵，需要不斷的重新定義，人才能瞭解。聖經中神學式的隱喻所描繪的上帝，正是上帝的樣式，滿有權威，而不 是可 以替換的密碼或暗號。
有些人認為，從定義而言，所有神學聲明都具隱喻性，這也不正確。福音派固然有忽略隱喻成分之嫌，自由派則有忽略字面成分之嫌。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 而這個例子非常重要。有關揀選教義的爭論，通常有三個看法：個人性（加爾文派）、集體性，或預知性（亞米念派）。但是它們全都沒有去考察這用詞是字面性或 隱喻性。當然，新約作者常採用以色列人描寫自己在上帝面前獨特地位的辭彙。很可能新約用揀選辭彙（我們是上帝的選民）的主要資訊，乃是這種象徵性的成分，而不 像一般人一樣，以字面方式來用這個詞--意即，以它為描述上帝拯救人的實際過程，就是「揀選」某些人來拯救。至於這種解釋是否回避了某些重要經文的（依傳統 看法）字面式解釋，如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或約翰福音第六章，還有待討論，但是，未來對揀選教義的研究，對隱喻的層面必須多加考慮。
辭 彙有隱喻的一面，也有字面的一面，這兩種成分互相交織以產生意義，而上下文的特定語言記號可以顯示，某一句話的溝通策略為何。所有辭彙與概念（包括神學在 內），都可能是用字面的方式呈現，也可能是用隱喻的方式呈現；詮釋者必須決定，在某種狀況下，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種方式。所產生的意義將按照它自己的 方式來溝通（或字面、或隱喻），這種溝通的本身亦自有權威。字面式的語言動作，並不比隱喻更加「永久」或具約束力，也並不更容易明白。兩種講述方式都以其自己的方式要求人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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