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的偏差

基督聖道，所以被世人，特別是哲人學者，所蔑視厭惡，反對拋棄，深閉固拒，認為愚拙，其因雖非一端，就其最基本的而言，或可說是由於哲人的偏差。聖 經早已警告世人，「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原文為Philosophy，可譯作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就把你們擄去。」（西二8）所以本書開宗明義，特別要對千千萬萬被哲學所「擄去」的人，敬先致其誠懇的忠告。
世俗的哲學，乃是「內在哲學」（Immanent Philosophy），人本質學，其本質乃在崇拜理智。神化自我，這乃是一種褻瀆的叛道的宗教行為。此種哲學，根本昧於人類與真神的關係，或「雖然知道 上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羅一21），從而造成了一種歪曲的宇宙人生觀；失諸毫釐，謬以千里，實為人文主義的文化沒落解體的癥結，亦為教會和「自由神 學」腐化墮落的厲階﹗照柏拉圖的說法，人類的知識，乃是內在的。他以知性為真理的基準，以人心僭登上帝的寶座；從而使真正的「實在」（Reality）， 成為一種虛妄的幻想，使哲學成為己心之奴隸，永不能窺見宇宙的本相與真源。希臘哲學，自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以降，率都以知性為本，而不以上帝為主，才使人 類與上帝，失去了應有的宗教關係。計爾生氏（Elienne Gilson）嘗有言曰︰西洋文化的歷史，雖以希臘為開端，但古希臘哲人，卻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上帝觀。人類文化，所以與神脫節，成為無根之木，發生 沒落解體的危機，其癥結實源於此。蓋本立道生，如果我們文化的建設，沒有「磐石」的「根基」，而「蓋在沙土上」，其必「倒塌」（參閱太七24一27），實 乃理有必然，勢所必至的結果。
宗教改革以後，教會首領，除了加爾文以外，卻又忽視這個基本問題，未能掌握文化哲學的領導權；沒有道化世界，使神學作人類知識的基石；反而讓世俗的 哲學家，喧賓奪主，以為亂真，杜撰一種「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自所謂「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1596一1650）發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Cogito Eago Sum）以後，近代哲學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排斥傳統的舊說，不受神學的束縛，謂學問之道，首貴懷疑，一切知識，唯有求諸自我之理性，這才使近代人類遠離 真神；他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自己」，而不在乎上帝（參看徒一七28）。他們崇拜自我，自立「人極」；以自我的理性，為判別是非真偽的基準。 殊不知笛氏最大的錯誤，乃在以「我思」與「所思」，混為一談。蓋一為主觀的「理念」，一為〔理念之客體」；人盡可想入非非，但不能保證想像的「理念」與所 想的「客體」之確實合一。
啟蒙運動以後，有所謂經驗主義的科學的宇宙人生觀勃興。這種思想，先後經過了休謨、康德、達爾文等學說的影響，複日趨發展，從而形成一種自然主義的 洪流。現代人對於上帝的統治、上帝的啟示，種種觀念，益複格格不入，難於信受；認為宇宙的實在，僅為「自然」的產物，而所謂人類，亦只是「動物之一種。」 自笛卡兒到杜威，整個哲學思潮，可說乃是從「超自然主義」（Super Naturalism），淪為「自然主義」（Naturalism）。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之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嘗指出︰「降及近世，哲學日趨世俗化，不僅脫離了宗教，而且還肆意譏評宗教。近代哲學的精神，乃是以人為至上，除了人以外，沒有更高的評判知 識的標準。他們高抬人知，自立『人極』；但其結果，只是降低了知識論的水準，對於宇宙人類的究竟，不但不能自圓其說，而且人雲亦雲，卑無高論，陷於窠臼， 毫無創見。」
事實上，近代哲學，實較科學，更為敵視聖道。自本世紀以來、所有重要哲學家，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如葛羅奇（Benedetto Croce），如杜威（John Dewey）等等，都是強烈的無神論者。杜威認為「超自然主義」，乃為近代文明進步最大的障礙。德國實存主義哲學家海德格氏（Martin Heidegger），甚至歌頌尼采、馬克思的無神論，認為足以滌除拜偶像的思想。殊不知尼馬二氏的哲學，反而造成了希特勒、史太林等新偶像﹗海氏的得意 門生，法國實存主義者，薩德爾氏（Jean Paul Sartre）更趨極端，竟說為求貫徹個人的自由，便要宣告上帝的死刑﹗一九五一年《紐約時報》（N. Y. Times）發表他們研究的報告，略謂詳細查考本世紀一百部重要哲學名著，其中基督徒不及八人，而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強烈反對基督聖道﹗
從另一面看，人類悖逆上帝，不信聖道的結果，卒令人文主義的文化沒落解體，世界各國的情勢，每況愈下，日趨惡化。近代哲學家，失望悲觀之餘，又在醞 釀一種思想轉變的運動。例如，在一九三○年前，寇克迦氏（Soren Aabye Kierkegaard l813一1855）乃被稱為「丹麥瘋子」（ Mad Dane）；但是在這三十餘年以來，寇氏幾乎變成了一位時代的寵兒；他的思想，在哲學界，甚至在神學界，都有感人的魔力。近代人因為對於天真的樂觀主義以 及浮淺的理性主義，懷疑失望，於是趨向一種悲觀主義。這乃是對於啟蒙運動，甚至整個西方哲學的反動；以及對於人類理性和技術進步的懷疑。他們開始憬悟，人 類智慧，不是俱足；科學技術，亦非萬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窮其究極。這種廢然而返的態度，本來可以因勢利導，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 神；惟是屬血氣的自然人，不能領會上帝聖靈的事（林前二14），尤以人類本性受原罪的侵蝕，已經敗壞，不但「故意不認識上帝」（羅一28），而且還敵對上 帝，不信上帝的啟示，遂流為一種極端浪漫自由的實存主義（Existentialism）；這乃是一種虛無的思想，敵視上帝的假宗教。誠如經雲︰「這些人 是無水的井」（彼後二17），雖曰陳義高深，卻無生命活水。「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彼後二19）﹗而且這種所謂轉變，究其實際，乃 是換湯不換藥，仍是沒有擺脫人文主義的桎梏。因為實存主義者，雖是極力反對傳統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但是他們仍是極力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薩德爾氏甚且 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這顯然乃以人為本位，人為至上，因此還是落入他們所反對的人文主義的陷阱﹗
於此，我們好像看到一幅有趣的圖畫，自古以來的哲學家，因為他們的根本偏差，好比狂歡節中一群小孩子，在那裡玩輪盤遊戲，轉來轉去，終是那一套。他 們既悖離真神，不信真道；崇拜自我，自立人極；整個哲學的歷史，雖似千變萬化，推陳出新；其實乃是不脫窠臼，循環往複，徘徊徬徨；且複過猶不及，「扶得東 來西又倒」（朱晦庵語），充分表露其惶惑不安之感。然則，他們自己既悖乎聖道，陷於「惶惑」，無以自拔，複何望其能指示人類共由之達道。